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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蘇省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2012年年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圍繞刑事法治與江蘇基本實現現代化進程、司法實務重大熱點案件研究、新刑訴法與刑法的協調機制研究、群體性事件與刑事政策等專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討?，F將年會主要學術觀點綜述如下：

　　一、刑事法治與江蘇現代化進程

　　法治和平安建設水平是江蘇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江蘇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法治建設的現代化。與會專家學者認為，建設法治江蘇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實踐宏大工程，其中作為法治核心組成部分的刑事法治，對法治江蘇建設進程起著極其重要的支撐和促進作用。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李曉明教授認為，刑事法治是法治建設中的重中之重。刑事法治有兩個重要的使命與職能，即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但在我國以往的刑事法治進程中，更多的是重懲罰而輕保障。在今后的刑事法治現代化建設中，雖然兩者同樣重要，但更應側重的是保障人權。江蘇的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都走在全國前列，在刑事法治現代化建設中應該積極探索，為全國的法治建設起到先頭兵和實驗田作用。要更新刑事法治理念，強化保障憲法權利基本實現的理念，樹立人權保障優先的理念，在有效懲罰犯罪的基礎上，加大對公民的人權保障力度，以優質的軟環境為江蘇現代化的硬環境增磚添瓦和奠定基礎。

　　江蘇大學文法學院劉春花講師認為，社會穩定問題應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社會治理的第一位的問題，亟需治理思路和模式上的創新。我國長期存在的刑法萬能主義、重刑主義和不當的犯罪觀導致死刑的倚重和過分適用。轉變犯罪治理模式需要從重塑刑法觀和犯罪觀做起，需要進一步限制乃至廢除死刑。徐州市云龍區人民法院吳玉淞法官認為，在社會不斷進步，人權得到不斷保障的當下，如何合理的配置死刑，使死刑充分發揮作用，滿足社會和公眾的需求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窗彩腥嗣駲z察院潘凌云檢察官認為，江蘇在率先達成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隨著全省人民對社會穩定安全、民主法治環境等期望越來越高，社會管理難度也逐漸加大。為了適應社會管理創新的要求，刑事法治發展需要從四個方面作出努力：貫徹寬嚴相濟形勢政策、維護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積極靈活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犯罪改造成果轉化。

　　另外，有學者還反思了我省在刑事法治方面個別地方存在的越權管理或干預個案、辦案不規范、突破自身職能違法辦案、執法和司法的隨意性等問題。還有學者從涉檢網絡輿情、先端醫療技術與刑事法規制的角度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二、 司法實踐中的重大熱點刑事案件研究

　　近年來，吳英集資詐騙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已成為熱點法治事件，引發了社會的極大關注。與會專家學者就我國司法實務中的一些重大熱點刑事案件進行系統梳理并加以深入研討。

　　(一)集資詐騙案

　　浙江的吳英集資詐騙一案曾經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與反響，從吳英案折射出的社會問題不能不引起刑法學界的反思。無錫市人民檢察院何洪輝檢察長認為，當前我國的非法集資類案件涉案金額大、受害人眾多，主要成因在于社會閑置資金增多、投資渠道相對狹窄、投資人逐利心理強、風險意識淺薄、職能部門監管乏力、執法監管機制不健全等。宿遷市人民檢察院湯成軍主任認為，對于非法集資類案件的防控，主要應該做好以下工作：其一，加強民間融資的監管，不斷擴大公眾的投資渠道;其 二，加強理性投資觀念的宣傳與教育，提高公眾識別能力，抵制誘惑;其三，加強部門間的協調力度，提高綜合監管能力;其四，加大打擊力度，有效地打擊非法集資犯罪;其五，切實維護被害人的權益，促進社會和諧。另外，還有學者針對吳英集資詐騙案，認為被害人的過錯應該納入審判機關對于犯罪人刑罰的考量。

　　(二)醉駕之危險駕駛案

　　從《刑法修正案(八)》確立了危險駕駛罪以后，司法實踐的有些案件對于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了諸多問題，頗受與會者關注。關于醉酒標準問題，東南大學法學院孫川副教授認為，明確酒精臨界值之證據法準則意義，從而形成關于醉酒臨界值之“絕對不能駕駛”和“相對不能駕駛”的雙層證據準則體系，并在刑事程序法意義上更嚴格地限制采樣標準和采樣程序，以保證訴訟權利的正確行使。東南大學法學院的張蓉副教授認為，醉駕不應一律入罪，也不應一律入刑。處理醉駕應結合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行為是否造成一定的后果及其程度、行車狀況、車輛情況、行為人狀況、醉駕起因、認罪態度等因素，綜合考慮。處理醉駕應同時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對醉駕行為的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的有機銜接，二是將危險駕駛罪納入前科消滅的范疇。

　　另外，還有學者對近期出現的嫖宿幼女案、地溝油案、食品安全案、非法經營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等給予了關注和探究。

　　三、新刑訴法與刑法的協調機制研究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訴訟法諸多條文進行了修改、增添與刪除。其中，有些規定與刑法直面對接，但卻存在矛盾和沖突。因此，如何完善新刑訴法與刑法的協調機制，保證兩法的合理對接，正確適用法律，值得關注與探討。

　　(一) 刑事和解

　　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茅仲華院長認為，刑事和解程序是司法基于和諧社會構建的迫切現實需求，圍繞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核心內容，將司法運行的一般規律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省委政法委趙國華副調研員認為，在刑事和解的問題上，從新刑訴法創設的刑事和解程序分析，刑法和刑訴法之間應當在落實基本形勢政策上、價值追求上、遵循刑事法治相關原則上、條文創制上和修法時間上保持協調。

　　(二) 社區矯正

　　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尹吉處長認為，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是國家的基本法，后者當然可以依據《立法法》的規定對前者進行修改。但是，如何科學界定刑法與刑訴法應有的內容值得思考。社區矯正是刑罰執行的基本方式之一，刑法與刑訴法均交叉加以規定既不科學，也不便于司法適用。決定刑罰的主體，刑罰的種類、期限以及相關配套制度統一由刑法作出規定，而執行刑罰的主體和具體方法宜統一由刑事訴訟法作出規定。同時，相關司法解釋的內容也需作出相應調整。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法院楊曉迪法官認為，國家應當加大對基層社區矯正及機構人、財、物方面的支持力度，明確規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在審前調查啟動方面的職責，建立和完善社區矯正機構審前調查人員問責制以及制定全國統一的《審前調查報告書》，建議在法院內部設立非監禁刑評估委員會。徐州市云龍區法院葛海波法官認為，人民法院應當主動延伸審判職能，積極參與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工作，發揮好自己的“嚴管”作用，從而實現對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懲治的雙重目的。

　　(三)律師執業權利保障

　　在律師執業權利的保障問題上，張家港市人民檢察院陸鵬程檢察長認為，新刑訴法在律師辯護制度上，給檢察院的案管部門提出了新要求。案管部門應當準確把握保障律師執業權的目標定位及應遵循的原則，進一步認識保障律師執業權的意義，切實深化保障律師執業權的理念、優化硬件資源配置、提升案管信息化應用水平、創新完善工作機制、強化外部銜接配合等，真正使新刑訴法賦予律師的各項權利在檢察環節得到充分保障與落實。

　　(四) 證人出庭和舉證責任分配

　　就證人出庭難問題，高郵市人民法院趙廣才法官認為，“案卷筆錄中心主義”模式、“公檢法強強聯合”模式的刑事訴訟結構的失衡以及刑事司法體制的行政化是影響法官行為選擇、阻止證人出庭的原因。只有循序漸進地讓每一個影響證人出庭的消極因素都得到控制，各個環節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形成證人作證的良性運作。法官作為其中重要的一環，唯有身體力行付諸努力，才能推動刑事訴訟程序的公正與完善。在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鎮江市人民檢察院邱勇主任認為，新刑訴法第49條之規定是不完整的：在刑事責任證明主體上顯得單一，片面突出了控方的舉證責任，而回避了被告人的舉證責任，與刑法領域的犯罪構成理論、犯罪阻卻事由以及相關犯罪的罪狀設置等諸多內容之間形成了一定的沖突，有必要從協調新刑訴法與刑法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與論證。

　　四、群體性事件與刑事政策

　　群體性事件頻發，已經成為我國建設和諧社會進程中的不諧之音。群體性事件根源于現實社會，是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矛盾沖突的綜合反映。與會專家學者針對社會上的群體性事件與刑事政策的回應問題給予了充分的關注與探究。

　　關于群體性事件的刑法回應，常州市人民檢察院張屹檢察長認為，社會群體事件頻發需要刑法作出回應，刑法的正確回應需要刑事政策的引導，從刑法的本質出發，以群體性事件的成因為基點，刑法干預群體性事件的政策導向應厘定為刑罰的謙抑性。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王世耀法官認為，審判機關在處理群體性事件引發的刑事案件時，應當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貫穿于刑事審判的整個過程。在刑事審判中，需將定罪量刑區別對待，罰當其罪。審判人員應當注意監禁刑和非監禁刑的運用，審判工作應以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導向，注重社會效果，化解社會矛盾。

　　關于民間融資而引發的案件問題，南通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張建兵主任認為，國家應對民間頻發的私人借貸問題加以規范，通過立法確定民間融資的法律性質，依法懲辦民間融資中所涉及的犯罪。

　　關于涉法網絡群體性事件的處理問題，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秦瑞東法官認為，涉法網絡群體性事件具有傳播快，社會影響大，難控制的特點，要加強網絡管理，建立預警機制，暢通社會利益表達機制，完善司法公開機制，健全涉訴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妥善處理涉法網絡群體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