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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江蘇省法學會法律史學研究會2013年年會在南京召開。本次年會由江蘇省法學會法律史學研究會主辦，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承辦。中國法律史學會秘書長張少瑜教授出席年會。來自江蘇省內各高校從事法律史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圍繞年會主題“中國古代法律智慧與當代中國”進行了深入研討和交流?，F將本次年會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傳統司法中的智慧

　　中國古代的司法從制度設計到具體的裁決方法都體現了中國古代先民們獨特的智慧，與會學者們對此做了深入探討。江蘇省法學會法律史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錢大群在主題報告中以《龍筋鳳髓判》為史料，通過分析唐代名御史張鷟所辦理的幾個案件，指出唐代的法典和行法是有區別的。張鷟裁決案件的依據主要是法律，即使是違理作判，也是圍繞法律在“作文章”，這體現了中國古代司法的基本特征。張鷟在法律適用上既有偏向最高當局的利益要求的現象，也有無視事理情由、用法明哲保身的現象，這是中國古代司法官員特有的“伎倆”。此外，錢大群教授還批評了《唐律》在立法上一事一條絕對化的弊端。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董長春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原情定罪”并不簡單是基于犯罪動機和人倫親情來定罪量刑的。在仔細考辨“原”、“情”、“罪”的含義后，董長春副教授指出，“原情定罪”包含有考察具體案情，情節確定行為人是否有罪、罪過大小、應受的具體刑罰三層含義。犯罪動機、人倫親情只是確定罪與罰的重要情節。

　　二、傳統政府治理中的智慧

　　中國古代雖然是一種“極權”式的政治架構，但在政府治理方面也形成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與教訓。省法學會法律史學研究會會長、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艾永明在主題報告中分析了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四個方面的弊端，即混淆監察職能和行政職能，擾亂正常的行政秩序;混淆監察職能和審判職能，擾亂正常的司法秩序;監察官員擁權過重而自身嚴重腐敗;監察機關的工具性本質使其職能嚴重異化。指出權力一體化的政治體制是中國古代專職監察制度失敗的根源，強化專職監察權并不是防治腐敗的良策。

　　淮陰師范學院法學院講師陳上海認為，我國傳統法律文化歷來重視誠信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強調官員要做誠信表率，有法必依，賞罰必信，采取制民以恒產等多種措施取信于民，引導良好的社會誠信。當前，應在繼承傳統法律文化中政府誠信思想正能量的基礎上，結合民主法治的實踐，牢固樹立“守法即誠信、誠信須守法”的觀念，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建設法治政府，使官員道德法制化。完善服務型政府建設，強化社會公眾的公民意識，加強監督力度，重塑政府誠信。

　　三、傳統立法與法律解釋的智慧

　　中國古代在立法方面，無論是在立法思想，還是在具體罪名的設計、法律解釋的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特定的智慧與技巧。南京工業大學法律與行政學院副教授李鳳鳴認為，中國古代早在宋朝就有了強奸幼女罪的規定，清代承襲了這一傳統，也將強奸幼女罪作為單獨的罪名予以規定，并通過一系列的條例，使其更為細致和周密。清代強奸幼女罪由主體、情節、結果、證據、倫理等多種要素構成，并通過古代特有的比附論罪，使強奸幼女罪形成了頗具操作性、社會適應性和威懾性的罪名。其論罪的原理及思維方式，為加強我國現今關于同類罪名的認識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歷史資源。

　　東南大學法學院講師鄭穎慧認為，朱熹的立法思想主要包括立法主體為法自君出、君臣共議，立法指導思想為儒家的三綱五常，以及順天理、合人心、衡利益、行簡易、適時變的立法原則等方面。朱熹的立法思想仍具有現實意義，值得當今立法借鑒。

　　江蘇大學文法學院博士楊劍認為，《大清律輯注》與《素問》這兩本中醫學著作在目的上是統一的，即注律者與醫者一樣，都務必要盡其所能的“求生”而非“死民”，在注律時并非“尚深刻而崇煩苛”，而在于“求生之心”。并據《素問》中的“求生”之心分析了清代沈之奇注釋清律的方法，指出沈之奇注釋清律時首先強調精準細致地理解律文，并注意到法律適用者準確理解律文的重要性。楊劍博士指出，沈之奇的法律思考雖然隨著清代特定語境的消失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但沈之奇在注釋時所持的“醫者心”和強烈的人文關懷仍具有重要的傳承和借鑒意義。

　　四、中國古代社會與經濟管理的法律智慧

　　中國古代以家族為構成社會的最基本單位，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家族主義的理念，構建了社會與經濟管理制度。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孫敏認為，家族本位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質。近代以來，家族制度作為封建舊社會的“萬惡之源”，首當其沖地遭到批判和摧毀，家族本位的法哲學觀點也無可避免地處于崩潰的歷史命運。但在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尊重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恰當審視以家族本位為核心的傳統法律文化中所蘊含的，源于自然血緣關系的和諧理念、秩序觀念和對親情倫理的堅定守護等觀念的現代價值，對當下重建統一的家庭法哲學，指導立法、司法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南京農業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陸紅基于宋代法律及案例，分析了砧基籍、白契、紅契、批鑿等概念的含義，及其對宋代土地買賣的程序性意義。認為宋朝的土地買賣有較嚴格的法定程序，并且這些程序是圍繞土地交易公示而展開的，這些程序體現了宋朝土地交易具有獨特的安全價值、秩序價值和訴訟價值。

　　江蘇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羅妤在分析了宋代手工業發展的原因和特征的基礎上，認為宋代手工業對官府的依賴，賦稅制度對手工業發展的負面作用，手工業對商業的依賴以及對手工業者權益的保護不力等四個方面是導致宋代手工業行會發展受到阻滯的原因。宋代手工業行會發展的問題，為現今行業協會、商會的發展提供了特定的歷史借鑒。

　　揚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徐祖瀾認為，明清時期鄉紳概念的界定標準不僅包括功名和財富要素，更在于其作為鄉村知識分子教化鄉里社會的公共身份。明清時期的鄉紳通過編纂家訓、組織鄉約、訴訟調解和辦理學務等方法構建了內容豐富和途徑多元的教化之道，不但確保了個體的鄉村權威身份，而且由于教化的內容和性質在意識形態上與官方倡導的儒家經典保持一致，實現了維護鄉村秩序穩定和社會關系和諧的目的。

　　五、民國時期法律實踐中的智慧

　　近年來，民國時期的法律實踐成為法律史學界的研究熱點，與會代表對這一時期的法律實踐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仁善在主題報告中指出，近世中國人的司法主權意識隨著民族主義意識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懵懂、覺醒到覺悟的過程，并把收回司法主權與自覺籌劃司法改革與創新相結合，試圖將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意識內化為法治意識，促進司法近代化進程。新中國建立以后，國家主權(包括司法主權)的收復是近世民族主義運動結出的碩果。當今中國司法文化建設，仍應以民族自覺或覺醒為起點。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方瀟認為，隨著近代中國法律的轉型，中國傳統歷法在民國初建時也發生著陽歷之轉型。只不過與其他典型性法律的轉型不同，歷法的轉型不僅有自明朝后期以來西歷東漸的理論準備，更有著社會大眾對傳統歷法的濃厚依戀，這就使得歷法的轉型顯得紛繁復雜。歷法的不徹底轉型對社會生活產生了不良的影響。近代歷法的艱難轉型，說明法律的建構需要關注那些廣泛滲透于民間社會的傳統因素。

　　代表們的研討還涉及了中國古代法律的概念、情理司法、證據制度和調解制度等內容。

　　中國法律史學會秘書長張少瑜教授高度評價本次年會的選題和代表們的發言，勉勵法律史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勇于承擔歷史責任、社會責任，以無愧于時代的精神，發揚學術韌勁，堅持學術探究，為中國當代法律發展、社會發展尋求歷史資源和歷史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