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产欧美久久,欧美1区免费,欧美精品一区二区在线播放,亚洲欧美日韩精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紅色文化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形成和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蘊含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智慧和擔當，具有穿越時空的不朽價值。紅色法治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法治建設長期探索中，把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國革命相結合形成的紅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貫穿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過程，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紅色傳統、偉大傳承、真理力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道路上永不過時，始終是砥礪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不竭動力。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主要成就

　　江西是紅色法治建設的發祥地、人民司法的策源地，是人民民主法治的搖籃。土地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一系列具有廣泛而深遠影響的立法執法司法實踐，創造了紅色法治歷史上的多個第一。1931年在瑞金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在這里，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的探索，揭開了中國法制發展史上的嶄新篇章，開創了人民民主法治建設新紀元。

　　奠基：創建了較為完備的蘇維埃法律體系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革命和建設的需要，組織大量人力、花費大量精力進行蘇區立法，共頒布了120多部法律、法令，涉及國家政權、婚姻家庭、經濟建設、公平交易等方方面面，逐步形成了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下簡稱《憲法大綱》）為核心，各個部門法為主體的比較完備的蘇維埃法律體系，統一了眾多革命根據地法律制度，使各根據地在法律法規上有了共同的遵循?？偟膩碚f，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立法具有以下特點。一是門類較為齊全。在國家法中，先后制定15部蘇維埃國家組織法，10部選舉法令。在部門法中，立法涵蓋了土地法、行政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經濟法和民事法律等。二是內容比較豐富。立法內容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衛生和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等諸多方面，涵蓋工業、農業、貿易、財政、金融、水利、開荒移民、環保等多個行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重要行業基本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三是立法水平相對較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創制的法律、法令不僅數量多、門類齊全、涵蓋面廣，而且法律條文比較規范、邏輯比較嚴密、結構比較嚴謹，達到了較高的立法水平。比如《憲法大綱》雖僅有17條，卻非常明確地確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國家性質、最高權力機構、地方政權機構、蘇維埃區域的公民所享受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等。用今天的憲法理論來審視，仍有諸多可取之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律體系為蘇維埃政權建設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據，為保護人民合法權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在保障工農群眾利益、懲治犯罪、保衛和鞏固革命根據地等方面均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也成為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和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乃至新中國成立后立法的基礎，為新中國的立法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是新中國立法工作的重要歷史淵源。

　　突破：建立了較為系統的司法組織體系

　　1932年，中央司法人民委員部部長梁柏臺在《中央司法人民委員部一年來工作報告》中指出，司法機關過去在蘇區是沒有的，是中央政府成立之后的創舉，在司法上，每種工作都是新的創造和新的建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圍繞司法體系的構建，在規范司法程序、完善司法制度、方便群眾訴訟等方面大膽探索并取得重大成就。一是初步建立了組織架構。設立了司法行政管理機關——中央司法人民委員部；審判機關——先后設立臨時最高法庭、最高法院、最高特別法庭，在省、縣、區三級地方蘇維埃政府內設各級裁判部，在紅軍系統內設軍事裁判所；檢察機關——人民委員會下設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負責監察工作，在軍隊系統設立軍事檢察所，在最高法院和裁判部內設檢察機構，負責管理刑事案件的預審、起訴事宜以及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等；國家政治保衛機關——國家政治保衛局及其他地方分局。在職權上采用中央分立、地方有分設有合一的工作機制，各級司法機構實行雙重領導體制，既受同級政府的領導，又受上級司法機關的領導。二是基本規范了司法程序。蘇維埃政府在規范司法程序、完善司法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大膽探索，建立了一套適合于當時革命戰爭環境、較為民主化的司法制度。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這些法律文件規定了蘇維埃法庭、政治保衛局、肅反委員會等司法機關的辦案程序，形成了由案件偵查階段的立案、偵查、逮捕、預審，審查起訴階段的預審、起訴，審判階段的立案、法庭調查、辯論、上訴、抗訴和死刑復核等程序以及執行程序所組成的涵蓋整個訴訟過程的司法程序，為司法機關辦理案件提供了程序法依據，使蘇區司法工作邁向依照法定原則、制度辦案的新階段，也為新中國成立后訴訟程序的設立奠定了基礎。

　　培元：培養了一支蘇維埃司法干部隊伍

　　徒法不足以自行。隨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各級法制機構的建立完善，急需大批司法干部充實崗位、開展工作，司法干部缺乏的問題較為凸顯。董必武在《目前中國的法律工作概況》中講到：“那時我擔任蘇區的最高法院院長，而法院只有五個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非常重視司法干部隊伍建設，采取多種措施培養司法干部。一是配備專門隊伍。根據1933年12月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中關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各級從事司法裁判工作的人員編制的有關規定，“裁判委員會，省由9人至13人，縣由9人至11人，區由7人至9人，市由7人至13人組織之”。到1933年秋，整個中央蘇區設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共轄有60個行政縣，區級蘇維埃政權大約達到600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從事司法工作人員不少于2000人。二是組織跟班實習。堅持經常性的實習工作方式，不斷提高各級裁判部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從而促進各級裁判部工作的完善。省級裁判部還多次要求上級裁判部工作人員須輪班至下級裁判部進行實習或訓練，提高裁判部工作人員的能力。必要時，各省和各縣裁判部也可派工作人員到各縣和各區指導工作，通過業務指導的方式提升干部的專業能力。三是舉辦訓練班。當時各類省、縣干部短期訓練班“遍布蘇區各地”，在司法干部領域，梁柏臺部長制訂了一項為期40天的教學計劃，培養了40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批司法干部。司法人民委員部于1933年8月至12月共舉辦9期訓練班，指導江西、福建兩省裁判部開辦3種類型的培訓班，即縣一級裁判部工作人員培訓班、區一級裁判部工作人員培訓班、各級裁判部書記員訓練班，很多人在法制建設實踐中提高工作水平和領導才能，成為堅定的革命者和有辦案經驗的法制工作者，有不少人成為新中國法制建設的重要開拓者乃至國家領導人。比如，擔任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長的董必武是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和國家領導人；曾參與起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蘇維埃暫行選舉法》等一系列蘇區法律的謝覺哉，成為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任院長；曾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工農檢察委員會主席的蔡暢，在新中國成立后任全國婦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實踐：開展了一系列豐富的法制建設探索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根本任務，在于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它在全中國的勝利。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政權面臨的主要任務是，依法開展各項法制建設實踐，并以此鞏固政權、發動群眾和持續開展武裝斗爭。一是開展執法司法。蘇區司法機關在極為艱苦的戰爭環境下，有力打擊和懲治反革命分子，肅清革命隊伍中的敵對勢力，保護工農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在廣大群眾中樹立了蘇維埃專政機關的權威。1932年2月至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最高法院先后審理和復核了刑事、民事、軍事案件3000余件。二是推進反腐肅貪。頒布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部反腐法令——《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積極開展廉政教育和艱苦奮斗教育，設立控告局，專門受理群眾對政府工作人員和干部的控告，同時，加強對貪腐分子的懲處。截至1934年春，僅中央蘇區就查處了200余起貪污腐敗案件，10余名貪官被判處死刑。在黨中央離開中央蘇區前，蘇維埃中央審計委員會在對中央政府各部作出的審計報告中指出，“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三是加強法制宣傳。出版了大量法律書籍、大眾讀物，在《紅色中華》《斗爭》等報刊開辟法律專欄進行法制宣傳教育。通過紅色歌謠、話劇等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進行法制宣傳，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此外，還注重結合司法實踐開展宣傳，在案件審判前后，以出通告、布告等方式，吸收廣大群眾旁聽案件審理、了解案件情況。1934年3月25日，最高特別法庭對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于都縣蘇維埃主席熊仙璧瀆職貪污案進行公開審理，吸引500多名干部群眾旁聽審理，在中央蘇區產生了很大影響。四是積極教育改造罪犯。為看守、教育及感化違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令的罪犯，1932年8月至1934年4月，分別在瑞金、興國、寧都、長汀等地建立了5所中央勞動感化院，并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制度。在省縣兩級裁判部設立勞動感化院，以備監閉判決長期監禁的罪犯。毛澤東同志曾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二蘇大會”）報告中指出，“蘇維埃的監獄對于死刑以外的罪犯采取感化主義，即是用共產主義精神與勞動紀律去教育犯人，改變犯人犯罪的本質”。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的歷史地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務，就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奔t色文化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紅色法治文化所傳承的家國情懷、革命精神和紅色法治基因，既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力量保證，又是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法治保障的文化密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法制建設探索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經典范例，代表著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開展法制建設、探索依法治國道路的開端，為紅色法治文化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提供了范本，是我們堅定法治自信的底氣。

　　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積極探索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首次以國家形態登上中國政治的舞臺，這是一個完全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同國民黨政權性質根本不同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廣大工農勞苦大眾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社會的支柱，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是新中國的“雛形”和預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的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國民黨舊法統相對立的新型工農民主法制，不再是少數剝削階級統治勞動人民的工具，而是保障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法制體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否定了一切封建特權，公開宣告公民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且，蘇區法制充分賦予廣大工農民眾以最廣泛的民主，實行了真正的民主選舉制度，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以中央蘇區為例，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共舉行了三次規模較大的民主選舉，并頒布了選舉法細則，許多地方參加選舉的人占選民總數的80％以上，一些地方達到了90％以上。毛澤東同志曾指出，“蘇維埃政權的民主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實在是歷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蘇維埃實現了世界上最完滿的民主制度，他是為廣大民眾直接參加的，他給予廣大民眾以一切民主的權利，他對于民眾絕對不使用也絕不需要使用任何的強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從根本上改變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剝削奴役人民的歷史，成為“創造中國新社會的序幕”。

　　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時代先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并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堅持以人為本，實現法制活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相統一，主張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利，實現司法公正等內容，是中國共產黨在蘇區時期開展法制建設的理論根基和基本原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各項法律制度和程序基于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并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法律監督，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集體意志，維護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彰顯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的人民性。以審判制度為例，為實現公正司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蘇區司法庭審由三人組成，其中一人為主審，兩人為陪審員。司法案件合議之時，少數服從多數，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準。若合議庭意見不統一，則按照主審的意見判決，如陪審員依舊有不同意見，可以將意見提交上級裁判部。這種做法實質上是將權力交給人民，把人民群眾的生活經驗和道德觀念注入司法審判之中，集中反映了蘇區法制的工農民主本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借鑒了蘇聯經驗，但又創造性地采取了合乎中國國情的方法和措施，使之更有實踐性和操作性。中國共產黨人在中華蘇維埃時期的法制實踐，既有洋為中用，又有守正創新，堅持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吸收其內在蘊含的普遍法治理念價值，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將其進行本土化改造，不斷創新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偉大探索。

　　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傳承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偉大民族精神和優秀傳統文化，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法律思想和法制理念，這是我們堅定法治自信的最大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人類法制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并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法治建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與中華法系有著歷史的文化延續，繼承了中華法系的人民性等品格和司法上追求實質公平和程序上的便利性、靈活性等特點。

　　一是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在浩瀚的中華法制文明史中，民本思想是中華法文化的精髓，也是治國理政的寶貴經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是社會發展的主體，是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建設是在徹底摒棄剝削階級、反動政府的法制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人民民主法制，始終堅持群眾路線，以勞苦大眾的根本利益為重?！稇椃ù缶V》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蘇維埃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毛澤東同志在“二蘇大會”報告中指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眻猿炙痉槊竦淖谥?，與延安時期的“為人民服務”、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脈相承。二是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華法系孕育和發展的“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觀念，要求各級司法官吏依法正確處理各類案件，做到不枉不縱，強調“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賞善罰惡都要一視同仁，不能內外有別、親疏差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把追求社會平等作為根本追求，堅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法律保護人民民主權利的平等。《憲法大綱》規定，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宗教，在蘇維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凡十六歲以上的公民，皆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稇椃ù缶V》所規定和保護的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蘇維埃區域內從事勞動的外國人與中國人的平等權利、男女平等的權利更體現了蘇維埃政權區別于其他舊政權的特質，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三是強調實用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共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事裁判所暫行組織條例》《裁判部的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三部程序法。但1934年4月8日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后，明確表示廢止前兩部法等相關的程序法規定?！吨腥A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共有8條，除簡單規定了各司法機關的權限和兩級審判制外，在案件審理和辦理中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強調實體作用，體現了突出的實用性。

　　黨領導依法治國的偉大開端

　　毛澤東同志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法制建設是中國共產黨依法治國的首次嘗試，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偉大開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實踐的開展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局部執政的重要探索，對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有著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徹底廢除了國民黨《六法全書》及其一切舊法統，開始進行新的人民民主法制探索。這一時期的立法，從內容上看，很多都是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發展而來的，甚至有些法律規范還直接吸收了一些蘇區法律規范條文。比如，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除沿襲了《憲法大綱》所確定的模式外，還吸收了《憲法大綱》有關公民平等、公民權利義務等方面的規定；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則直接吸收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中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等有關規定。我國法治體系中很多制度和司法原則，都能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制中尋找到源頭。例如，四級兩審制、合議制、陪審員制、上訴制等審判制度，都是對蘇區審判模式的有效借鑒；巡回辦案、便民訴訟等審判方式，都能從蘇區審判工作中反映出來。中國共產黨人在中華蘇維埃時期領導和管理國家政權的偉大實踐中，嘗試運用法制手段和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即使只有短短幾年，也為中國共產黨實施依法治國戰略，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現依法執政積累了寶貴經驗，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敝袊伯a黨領導的法治建設從瑞金啟航，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轟轟烈烈的初次嘗試，也有延安時期“白皮紅心”的艱難探索，以及華北人民政府時期“分庭抗禮”的雛形初顯，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不懈探索，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新中國成立70多年的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只要沿著這條正確道路走下去，中國的法治建設就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作者：江西省法學會第六屆、第七屆理事會會長，江西省人民檢察院原黨組書記、檢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