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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忠梅

今年4月，生態環境法典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在分組審議中，多位常委會委員和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都對草案的文化傳承功能予以關注并提出意見和建議。在草案征求意見過程中，也收到不少關于草案如何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見和建議。

為什么要有文化功能？如何才能更好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些都是需要在生態環境法典編纂過程中予以回答的問題。

生態環境法典是推動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

文化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是人類進行交流的普遍認可的一種社會積淀。法典編纂需將這種社會積淀以行為規則的方式予以表達，既便于當下人們廣泛遵守，也便于未來人們集中繼承。

生態環境，既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也是人類產生各種意識或精神的基礎。文化一經形成，也會以各種方式影響孕育自己的生態環境，維護和改善其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生態環境。

生態環境法典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是在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推動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體現和傳承一國傳統文化的過程，只有生長于自己文化土壤中的法律，才能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和普遍遵行。

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哲學以及與之相關的國家治理理念、法律制度，呈現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生態環境與氣候特質，是中華民族所特有的生命底色、道德和價值。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必須在深刻把握“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歷史規律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鑒別和判斷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包容借鑒世界先進生態文化，在“兩個結合”中自覺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完成中華文明基因的創造性重組。

中華傳統文化具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基因

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燦爛文化史，生態文化是其中一篇華章。祖先們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長期而系統的思考，其核心是“天人關系”。“天人合一”始終是貫穿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其以哲學、美學、法律等不同形態融入人民生活。一方面，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與自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另一方面，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

中國古代曾通過頒布禁令、建立官職等措施，以制度化方式將“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用于國家治理。從秦律到明清律，通過建立各種“時禁”“節用”，形成了較完整的取用有度法律制度，充分運用自然法則為人類社會立法。與此同時，在儒家提倡的“內圣外王之道”禮制思想影響下，逐步形成了禮法合治、寓德于法的治國方法。

可見，“天人合一”不僅是中國傳統生態哲學的形而上凝練，而且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統治與生活實踐中的生態智慧的法令、制度與管理體制，這些都是今天的中國生態文明制度的深厚文化土壤。

中國古人主要是從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相互關聯的系統思維來考察二者的關系，認為人與自然是不可分離的有機統一整體，并形成了人與自然有機統一、和諧共進的文化基因。

著眼實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生態環境法典編纂需著眼于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

首先，生態環境法典要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立法目的傳承“中和”思維。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方面，倡導環境道德，保護自然環境，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叭伺c自然和諧共生”所蘊含的“中和”思維是中國式現代化本質特征的核心精神，生態環境法典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立法目的，正是對“中和”理念的傳承與弘揚。

其次，生態環境法典要以“系統治理”原則弘揚“天人合一”哲學觀。中國古代“天人合一”世界觀中，“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生態環境法典必須建立系統治理原則，統籌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促進實現“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

最后，生態環境法典要以“最嚴法治”規范體系發展“厲禁而守”法律傳統。中國古代將“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知止知足”等道德觀念制度化，建章立制、設立機構，強調“法與世宜”，其整體性思維、持續性保護是生態環境法典形成“一體化保護”的制度基因。

（作者系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本報記者朱寧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