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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當下，我們強調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創造性地運用于反腐敗領域，這是鞏固和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成果、奪取反腐敗斗爭新勝利的必然要求，是新時代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正確認識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這個命題當中，“法”的內涵不限于法律，而是包括了黨內法規、黨的紀律、黨的政策、黨和國家的各項制度等。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明確提出這個法治體系包括“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除繼續強調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外，有29處提及完善相關政策體系，222處提及制度建設。所以，講法治并不是狹義的法律之治，而是包括了黨規之治、政策之治、紀律之治、制度之治等。在明確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命題中的“法”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上，我們就可以說，“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包含著法律思維、黨規思維、政策思維、紀律思維、制度思維，以及運用國家法律、黨內法規、黨的政策、黨和國家的各項制度、黨的紀律、政治規矩等方式對腐敗問題進行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等。

　　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科學命題和政治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實質，是把對法治的尊崇、對法律的敬畏轉化成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其關鍵是守規則、重程序，做到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尊重和保護人民權益，自覺接受監督。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識、規范發展行為、促進矛盾化解、保障社會和諧；牢固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由法定、權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觀念，徹底擯棄人治思想和長官意志，決不搞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努力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

　　二、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的著力點

　　第一，要更新理念，轉變思維方式。法治思維與我們常說的法律思維不同，法律思維本質上是規范性思維，是能夠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的思考和推理，法治思維本質上是合法性思維加合理性思維，就是說，首先是堅持憲法法律至上、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辦事的思維方式，其次還應當是合理性思維，不僅要“依法”，還要“正確”，就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的“保證行政權、監察權、審判權、檢察權得到依法正確行使”，就是說不僅要嚴格執法，還要遵循黨的方針政策、契合黨內法規，在法理、事理、情理上說得通、站得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所講的，要堅持以法為據、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義正辭嚴講清“法理”，又要循循善誘講明“事理”，感同身受講透“情理”，讓當事人勝敗皆明、心服口服。單純的法律思維注重的僅僅是法律效果，而法治思維則注重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政治效果有機統一。這些方面正是法治思維高于法律思維、優于法律思維的鮮明特征和優勢。

　　第二，要鑄牢程序意識，嚴格遵守法定程序。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程序之治，依法辦事就是依照程序辦事。國外有一位大法官說過一句名言：“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在法治國家，程序正義至關重要。程序是制約權力、防止權力任性的偉大發明。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首先是把權力關進程序的籠子里，包括決策程序、執行程序、監督程序等，一方面使其具有職能上的法定性、正當性、有效性，避免權力過度膨脹和濫用；另一方面使其按照既定的權限和程序啟動和運行，并且以民眾看得見的方式行使，提高權力運行的公信力。在反腐敗斗爭中，越是尊重和遵守嚴格而又公正的程序，堅持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罪責相宜、嚴禁刑訊逼供、排除非法證據、充分辯護、司法救助等，越能夠把腐敗案件辦成鐵案，反腐敗斗爭的公信力也就越高、綜合效果也就越好。

　　第三，要加快推進反腐敗斗爭制度化、常規化、常態化、法治化。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提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高度，也為反腐敗領域的制度體系建設指明了方向和路徑。在世界范圍內，腐敗主要指權力腐敗、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權權交易等。在我國，權力腐敗重要原因之一是權力不易、不能、不敢濫用的監督制約制度和預防懲治機制不夠健全，腐敗分子有漏洞可鉆；或雖然有監督制約制度但執行不力、形同虛設。因此，反腐敗工作的關鍵就是要加強制度體系建設并提高制度的運行力和執行力，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從源頭上管控權力濫用和權力異化。要按照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健全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以黨內監督為主導，推動形成各類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統籌銜接的強大制度力量，增強監督嚴肅性、協同性、有效性。堅持權責法定、權責透明、權責統一，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要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充分發揮反腐敗制度的優勢和效能。

　　第四，要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快形成完備的反腐敗法律體系、黨內法規體系和政策體系。建立科學有效的反腐敗制度體系，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提高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反腐敗效能的當務之急。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十九大報告繼續強調“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再次強調“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可見，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意義重大、任重道遠。反腐敗國家立法屬于四中全會所指的“重要領域立法”，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一項重要任務。

　　十八大以來，反腐敗立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們修改完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懲治腐敗的條文，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旨在加強和指引反腐敗斗爭的黨內法規，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出臺了若干法律解釋、監察解釋、司法解釋。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的制定和實施，依法賦予監察委員會職責權限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就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的樣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及相關法律的立改廢釋，為“打虎”“拍蠅”“獵狐”提供了法律依據，為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但是，面對依然嚴峻復雜的反腐敗斗爭形勢，要鞏固發展壓倒性勝利，必須更好地發揮法治的作用。當前，如何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如何界定黑惡勢力“保護傘”，如何在反腐敗斗爭中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如何完善執紀與執法有效銜接的程序，如何實現監察、檢察、審判證據一體化，等等，都需要通過科學立法來解決。

　　反腐敗立法，既包括實體法也包括程序法，既要進一步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法律中有關懲治腐敗的規則體系，又要探索制定一部專門的、綜合性反腐敗法律，使反腐敗法律法典化；既要立足國情、總結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的成功經驗并使之及時轉化為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又要研究和傳承中國古代反腐敗的立法經驗、批判地借鑒國外行之有效的反腐敗法律法規。當前，反腐敗國家立法的重點在于深化標本兼治，盯緊審批監管、執法司法、工程建設、資源開發、金融信貸、公共資源交易、公共財政支出等重點領域，完善發現問題、糾正偏差、精準問責、有效治理的規則和程序，壓減權力設租尋租空間和權力濫用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