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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大元：在憲法解釋學上尋求答案

　　12月4日，在大會堂舉行了首都各界紀念82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82憲法度過了自己30歲的生日。從這一天開始進入了“后30年”發展階段，我們需要以冷靜、客觀和理性的態度反思30年來的憲法發展，思考未來30年中國憲法學、中國憲法發展的路徑問題。

　　30年的憲法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自身的學術話語與方法，正在建構具有一定體系化的，既超越純粹的規范、又超越純粹的政治，能夠將規范與價值合理“安放”的平臺與對話空間，也就是憲法解釋的方法與體系。我認為，規范憲法學與政治憲法學的某些命題以及各自面臨的難題，都可以在憲法解釋學的理論框架與程序上尋求答案。

　　面對憲法與政治、規范與現實的沖突，憲法解釋學的基本立場是始終堅守規范的價值。即使規范是不完善的，即使規范是保守的，但既然已經確定為一種規范體系，為了保證國家憲法秩序的統一和憲法規范中社會共同體價值的實現，我們仍然應該以保守的規范來制約強大的政治現實。

　　即使在社會轉型時期，我們也不能僅僅基于政治現實的考慮，以政治現實的需求要求規范做出讓步。當發生規范和現實的沖突時，可以修改憲法，調整規范秩序，但維護規范的安定性是其權威的基礎。憲法解釋學提供的規則與程序有助于合理地平衡規范和現實的沖突：盡可能采取平衡的方式，既滿足規范的公平性、合理性，也考慮到憲法和社會的關系，讓不斷變革的社會能夠在憲法規范中獲得它所需要的一種合法性;盡可能對兩者進行協調，既強調規范價值，又關注社會現實，在規范體系中吸納社會的變革，使現實主義和實證主義獲得妥協與溝通的對話渠道。

　　我個人的基本看法是：基于中國憲法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及當前中國的政治結構，在改革和社會變革中，最需要的仍然是堅定地捍衛憲法規范價值。即使它是保守的，即使它與現實發展相比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但這種保守性背后包含著理性精神。如果在整個社會變革中沒有一個保守的規范存在并得到信任，那么這個社會共同體的信任和共識就會出現問題。

　　憲法解釋學基于對規范價值的維護，首先要求尊重憲法文本，以文本出發建立規范結構，在解釋過程中吸納變革需求，將規范外的政治考量納入規范體系中，并賦予解釋確定力。在憲法解釋學框架里，所有的憲法問題都可以獲得解釋的依據，通過解釋獲得的規范效力將起到“法”的功能。如果憲法規范條文本身不確定或者落后于社會現實，憲法解釋就發揮把“不可能的條文變成可能”的技術與程序功能。我想這是維護憲法文本的基本原則。既然強調文本的重要性，就必須讓文本具有權威性、正當性與合法性。維護憲法權威，首先從維護憲法文本開始，如果不在乎文本，違背文本，就會損害憲法的規則與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說，“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不能實施的憲法沒有生命力，如何賦予憲法以生命力?除了轉變憲法理念，加強憲法監督機制，提高憲法意識之外，啟動憲法解釋程序是重要途徑之一。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憲法解釋機關，應該積極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做好憲法解釋工作，用好憲法解釋權，拿出實質性的、具體的監督憲法實施的措施。

　　王振民：現行憲法為何是好憲法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現行憲法施行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提出現行憲法是一部好憲法。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現行憲法具備一部現代憲法的幾乎所有重要特征和因素，盡管不完美，但是用一個“好”字來表述，是恰如其分的。

　　首先我們要了解現行憲法制定的歷史背景。八二憲法就建立在人們對痛苦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基礎之上，經過了長達兩年的醞釀討論和廣泛的民眾參與，有很多政治協商和妥協平衡，還有很多學術研究和支持，最終制定了新憲法。

　　其次，八二憲法保障了基本人權。八二憲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第三十三條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004年修改憲法，增加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第三，八二憲法規定了法治政府原則，政府權力受到制約監督。八二憲法除了序言，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特別是由于憲法的制定和實施，“我們廢除了實際上存在的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確保了國家政權機關和領導人員有序更替”。憲法建立了嚴格的人大和政府換屆制度和領導人的退休制，五年一屆，連任最多不超過兩屆，在這個問題上嚴格依憲辦事，毫不含糊，這已經成為政治鐵律。

　　高全喜：憲法學研究與時代判斷

　　與日常政治狀態下的規范主義憲法學和解釋主義憲法學的方法論不同，我的政治憲法學也有屬于自己的方法論，沒有獨自的方法論，就難以展開對于中國憲制的分析研究，并得出相對中立的結論。我的方法論主要體現在如下兩種方法的使用上：

　　生命—結構主義的方法。即把憲法體制，視為一種人造的結構，而且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結構，不是自然結構，其中貫注著人的(制憲者、人民以及公民個體)意志、理性、激情與利益等。

　　歷史—規范主義的方法。憲法制度是在歷史中被創制出來的，也是在歷史中演變的，歷史主義是分析憲法的一個重要維度。但是，歷史主義易于導致實證主義和現實主義，與規范主義憲法學構成尖銳對立，忽視憲法學的規范性，尤其是規范主義憲制的基礎性原則被排斥，這也是左派政治憲法學遭受詬病的主要原因，我認為是應該予以批判的。為此，我提出一種規范主義的政治憲法學，從歷史演進中提升出規范性價值。我把這種方法稱之為歷史—規范主義方法論。

　　林來梵：什么是規范憲法學

　　規范憲法學最直接的思想基礎就是規范主義。規范主義是一種在倫理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形態，其核心含義在于主張從某種原則出發去規范現實的思想觀念。

　　它在法學領域被高度復雜化，至少形成了三層結構：第一層，在方法技術上，表現為一種法解釋學，是一種涉及對法條加以解釋和運用的學問，這是規范主義在法學領域的對世形態;第二層，在規范立場上，規范主義秉持一種法教義學的立場，傾向于對法規范秩序保持必要的信賴與遵從;第三層，在思想觀念上，規范主義主張以法規范為準據，去約束現實中的公共秩序，尤其是規范公共權力的運行。

　　當今中國的憲法學領域中，也已經存在各種規范性的法學研究。在當今中國，我們應該有什么樣的規范憲法學呢?在敝人看來，這種憲法學應在兩個層次上得以展開：第一層，應該返回規范本身，探究并建構憲法規范本身的內涵及結構，力圖圍繞規范形成思想，而這正體現了前述的規范主義的第一、第二層的內容;第二層，則應該鑒于當今中國特別的問題狀況，也為了避免陷入規范主義在歷史上所曾踏入的陷阱，在理論上確認權利規范的價值核心地位，并追求憲法規范向“規范憲法”的發展。

　　在我看來，規范憲法學具有深沉的問題意識，它主張應重視新康德主義的方法二元論，充分認識事實與價值的緊張關系，特別要以“研究方法的規范性”去對應“研究對象的政治性”，而避免以“研究方法的政治性”，去簡單地對應“研究對象的政治性”。

　　陳端洪：憲法學研究中的政治邏輯

　　政治憲法學是一種從政治的角度研究憲法的理論路徑，稱之為“學”不過是因循了中文的語言習慣而采用一個方便稱謂而已。準確地說，應該叫做政治憲法理論。政治憲法學的理論擔當是，試圖提供一種模式，作為民族自我理解其政治生存的解釋框架，既真實描述活生生的憲法，也為反思政治生活提供一套規范概念。

　　為什么政治憲法學是一個有意義的提法而沒有人提政治民法學，甚至也沒人提政治刑法學?這是因為憲法是政治法。寬泛地說，憲法是規范政治生活的法。

　　憲法是“降龍術”，就是將法律的邏輯移植、強加到政治生活上，用法律的語言來描述、評價政治行為和政治關系。

　　假如政治生活如市民日常生活一樣，憲法和民法、刑法的邏輯就沒有根本的差別。市民生活的法治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個體的公民之上有個中立的他者，有個最終的權威———國家?？梢?，水平面的秩序以層級秩序為前提和依靠，因為有“政治的”國家存在，“非政治的”市民生活秩序才有了最終的確定性。

　　憲法學是門綜合性學問，既不能僅僅封閉在法學的層面，又不能做空。法學與政治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哲學、歷史學、社會理論等學科交叉。這樣的知識構成，有點類似德國的國家學，但在研究上需要落腳到規范上來。施密特的憲法學說應該是政治憲法學最有體系性的知識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