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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榮幸有機會來到清華做一個協同演講，協同主講主要應當是對主講人的觀點作出一些回應和補充，不是發表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剛才張文顯老師非常全面、系統地梳理了法治中國的理論問題，講的很多，我無法一一回應，我挑出幾個問題談談我的想法。

　　第一，關于概念的邏輯混亂問題。

　　我不是說張文顯老師邏輯混亂，我是說目前在法學界概念的使用比較混亂。如習總書記在去年講過“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推進”。剛才張文顯教授介紹的幾個課題組也都提到，“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基本建成”。但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并不是一個邏輯層面的概念。記得在十幾年前，法理學界就有同仁提出，我們在法治國家進程中還應當提出法治社會，一方面要建設法治國家，一方面要建成法治社會，因為有政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法治國家同時還建設法治社會，我覺得這還需要研究。因為法學的研究要尊重憲法文本，要看憲法中的文本含義是什么含義。涉及到“國家”，有五個基本含義：第一個，國家是有組織的暴力，不是這個意思;第二個是公共權利，比如憲法中說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也不是這個含義;第三個是在法律上和自然人、法人并列的一種權利主體。比如說國家賠償，誰來賠償?是一個人，國家有權、有義務，國家侵權了，要承擔責任。國家財產也不是政府的錢。我們看到美國有一些案件是某某公民訴美國，這個意義上法院只代表法律，國家與公民發生糾紛時，法院進行裁判，這個意義上國家是一個法定的人。法治國家，憲法中也不是這個意思;第四個，國家是一個組成單位，在這個意義上，臺灣就不是國家，但臺灣還有政權;滿洲國也不是國家，是有組織暴力。憲法意義上的文本說依法治國的國家也不是這個意思;第五個國家是社會總和的意思，比如憲法第一句話是“中國是歷史上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什么意思?不是說我們是最悠久的國家有組織暴力，也不是最悠久的一個憲法組成單位，也不是最悠久的法律上承擔義務的人，而是一個社會總和的意思，一個共同體。

　　現在說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把法治政府從法治國家中拿掉，法治國家、法治政府不是一回事，這在邏輯上就會出現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作為政治家，從工作部署角度講沒有問題，但是我們學界在研究中，要注意這三者在邏輯上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

　　法治中國和法治國家什么關系?我認為，法治中國和法治國家是一回事，實質是同一概念。也有不同，不同在哪?用我的話說，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的升級版。

　　第二，如何準確判斷我們在法治發展中目前的歷史方位。

　　我們現在在法治國家建設中走到哪了?張文顯教授介紹的幾個課題，我認為太樂觀了，到2020年我們就可以初步建成法治國家，太樂觀了。記得在2004年，國務院有一個《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就樂觀地說經過十年左右，實現法治政府建設的目標?，F在十年了，我們能說我們現在的政府是法治政府嗎?學界也這么樂觀，到2020年我們初步建成法治國家。準確判斷我們現在歷史發展到哪了，這涉及到過去15年我們在法治發展道路上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績?從1997年十五大正式確認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到法治中國的概念提出，正好是15年，習近平掌舵之后提出法治中國。這15年我們在法治道路上到底做了些什么?我認為兩句話概括：成績很大，問題更大。

　　第一個成績，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我認為是基本形成，沒有真正完全形成?？纯次覀儜椃ㄐ苑?，里面規定國務院各個部委組成，設部長1人、副部長1-4人，看看我們這幾十年來，最多有一個部設二十多個副部長，這違反憲法，但沒有人管，這怎么能叫體系形成呢?

　　第二個成績，這十五年我們的法律畢竟保證了我們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

　　但問題更加顯著，有三大問題：第一，這十五年來，官方主體違法行為、犯罪行為多發現象沒有根本扭轉，而且有加劇的趨勢。第二，民間主體違法逐利、違法訴求越來越明顯，也沒有根本扭轉，還在加劇。第三，這十五年來，法律的權威性不但沒有提升，而且持續降低。它的標志就是法律定分止爭的能力越來越弱。什么事沒進司法程序還好，一進司法程序，爭論越來越大。

　　這十五年，我們的成績不能否定，但是我們遺留的問題、造成的問題更嚴重。不能再按過去路子往下走。

　　第三，法治中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建議各位做理論研究的一定要認真讀兩個文件，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和今年元旦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發表的一篇文章?！稕Q定》里面提出改革的總目標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認為非常到位。元旦的文章對此有很好的解讀。也許我的解讀不正確，大概意思是我們現在不成熟，如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這個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一直沒解。

　　法治中國概念的提出非常有意義，為什么是升級版?回答了三個問題：

　　第一，我們如何來面對社會法治發展中的挑戰?什么挑戰?過去十五年，如果按這個路走，再過五十年也建不成法治國家，甚至可能越來越遠?，F在我們中國在法治發展中面臨一個挑戰是社會矛盾不斷增加，矛盾越來越突出，沖突越來越激烈，化解矛盾的資源日益緊張。

　　化解矛盾需要資源，哪些資源?無非是三個：一是經濟資源。我們如果有更多的人民幣，有更多的就業崗位，更好的福利，社會好多矛盾就能夠化解。但現在來看矛盾增長的速度跟人民幣增長的速度不成正比。二是精神資源。化解矛盾不能僅僅靠錢，得有精神追求。大家回想一下改革開放之前，那時候化解矛盾主要靠精神資源，讓知識青年下鄉，毛主席一句話，大家興高采烈下鄉。甚至一個支部書記的威信都比現在省委書記要高，好多矛盾，書記出面一句話就解決了，有精神資源。現在我們精神資源有哪些?農民利益問題、拆遷問題，我們靠什么精神資源，說一番話大家就欣然接受了?三是制度資源。精神資源不多了，經濟資源也不這么豐富，但是我們有強大的制度資源，什么東西一按制度辦事，一進程序，勝敗皆服。現在就司法來說，法院的公信力處于建國以來最低，這不完全是老百姓不講理的問題。如果我們資源日益枯竭，矛盾日益加劇，就是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歷史方位，中國在法治國家建設上，如果再沒有大的動作，沒有總體戰略思考，繼續這么一步一步往下推，我認為不會再有三十年，歷史不會給你機會。我認為至少習近平本人有深刻的意識，才會提出我們現在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其中一個核心概念是法治中國。法治中國就是法治國家，不過路數有點變。

　　另外，我們要以一個新的、更加宏觀、更加開闊的時間維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來看待法治國家。什么時間維度?法治中國其實與人治中國相對應，我們要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其實就是從人治中國向法治中國轉型，目前的中國是從人治中國向法治中國轉型，剛剛起步，這時候理論界不能太樂觀。中國目前不能說是人治國家，但也不是法治國家，我起名是混合治。轉型期就是混合治。法治中國的概念從時間維度上來看，就是告訴我們從人治中國向法治中國轉型，而且這個轉型實質工作剛開始。這個轉型可能需要很漫長的一條路。

　　空間維度。法治中國給我們提供一個視野，空間很開闊，法治中國在空間上是和法治美國、法治英國、法治德國相對應。我們建設法治中國是解決中國問題，因此必須適合中國國情。但是也要借鑒世界其他國家法治建設的普遍規律，市場經濟有共同規律，難道法治國家就沒有共同規律嗎?法治中國一定要處理好這兩個問題。

　　如果把法治中國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聯系在一起考慮，我想好多問題我們就能夠達成共識。這里還涉及一個問題，為什么從“十月革命”開始一直到現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問題都沒有真正解決?原因當然很多，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體制的影響。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在體制設計上，與國家治理體系有直接聯系。

　　什么叫專政?從英語中可以譯成獨裁。如果對古羅馬了解，就知道專政體制怎么來的。專政在古羅馬共和國期間是一種體制，也叫獨裁。古羅馬除了執政官還有獨裁官，也叫專政官。獨裁體制或專政體制是一種特殊的體制，是一種憲政體制下的緊急狀態。古羅馬內部騷亂，有時候遇到戰爭，完全按憲政的程序來回應，可能就來不及了，所以古羅馬發明專政官，他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但是他的權力只有相對的，換句話說是解救危機的一種手法。專政官的任務就是在三個月內挽救政權，三個月滿了，自動釋權。后來專政官逐漸延長，到了凱撒，是古羅馬歷史上第一個獨裁官，終生獨裁。

　　有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至少在我們黨內有一些改革者已經意識到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問題，因此我們要搞法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