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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濤（曲阜師范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老師：大家好！

???????非常感謝組委會給我這次機會，讓我能夠抓住青春的尾巴，在年齡符合條件的最后一年以報告人的身份參加這樣一個高水平的論壇。我匯報的題目是《法律信仰命題在中國的邏輯斷裂及其彌合--基于學術史的考察》。下面我將從選題依據、研究方法、主要觀點和寫作感受四個方面進行匯報。

　　第一個方面是關于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題目。首先我是考慮到了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施研究體系"，而守法是法治實施體系的重要環節，法律信仰問題又和守法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其次，中國的法律信仰，也是我多年來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在讀研究生之前，我曾經在基層執法機關工作多年，也因此對中國的守法問題有了更多的體會。讀研之后，我知道了"法律必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這句話，也因此知道了伯爾曼，知道了梁治平。對于年輕人來說，信仰這個詞是非常有感召力的，而能夠將信仰和法律關聯在一切，自然也能夠令年輕的法律學子心向往之。不過在我接觸到法律信仰命題時，也了解到了我國學者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國法學界對于法律信仰命題的批判逐漸占據了上風，包括一些非常有影響力并曾經對我本人產生過深刻影響的學者試圖在中國語境中否定這一命題。我因此感到了迷惑，在我們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的時期，在法律信仰、法治信仰這些詞匯在官方文件和社會話語系統中漸趨熱勢的今天，我們真的要擯棄這一范疇嗎?這真的是一個應當拋棄的概念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法律信仰命題植入中國語境時的緊張關系?我們又應當如何對待這一問題?這一連串的追問，使我決定將曾經放下的思考繼續下去。

　　第二個方面是我的研究方法。我主要采取了學術史的分析方法。當然這里的學術史是中國關于法律信仰問題的學術史。自從梁治平先生1991年譯介《法律與宗教》以來，我國學者關于法律信仰問題的研究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理論成果，這也為學術史的梳理和分析提供了素材。其次，在研究中，我借鑒了姚建宗教授所提出的關于法學研究中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的分析框架，區分法律信仰命題本身的內涵和法律信仰命題在中國的實際應用。

　　第三個方面是我的主要觀點。我覺得我國法學界關于法律信仰問題的爭論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是對法律信仰命題的理解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大部分學者目前已經基本可以達成一致。第二個問層次則是中國法律信仰的建構問題，這是目前爭議的主要焦點。如果在對法律信仰命題本身的理解上可以達成一致，那么法律信仰命題的規律性內核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第一，法律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應當保持恰當的關系，既不能合二為一，也不能過于疏離;第二，使法律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恰當關系得以維系的，是源自于生活的生生不息的傳統。由此，在中國建構法律信仰的問題，就轉化為在中國源自于生活的生生不息的傳統根基上確立和維護法律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恰當關系的問題。這一問題可以再進一步劃分為兩個方面：第一，中國賴以支撐法律信仰的傳統根基在哪里?第二，如何在中國傳統的根基上建立和維護法律信仰?造成法律信仰命題在中國出現邏輯斷裂的根本原因是自"五四"運動以來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思維方式的延續。這種思維方式下將中國文化傳統與傳統法律制度和政治體制一體捆綁并徹底摧毀的處理方式，正是導致法律信仰命題在中國語境中根基流失的根本原因。重新審視傳統，可以找回中國法律信仰建構的根基。正視中國目前多元傳統并存的格局，并通過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破譯、搜尋、提煉出我國古代傳統和當代政法傳統中有益于人并未曾間斷的文明密碼，賦予其在貫穿著來自西方的法治原則的法律制度體系中的合理位置，是我國法律信仰建構的路徑。

　　最后是我在這篇論文寫作中的一點兒感受。對我國法學界法律信仰批判論的反思，是促使我將這篇論文寫下去的動力，而幫助我在寫作中突破瓶頸的是臺灣學者林毓生先生所提出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我由此想到一個有趣的故事，我的導師姚建宗教授在2012年發表了《法學研究及其思維方式的思想變革》。他說其實他在十年前就注意到了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的區別問題，但之所以沒有去寫，是因為哲學界的徐長福先生已經"把這個問題說的很清楚了"，是后來法學研究的許多問題讓他覺得寫出來還是有必要的。我覺得，在法學研究中，如果能開闊視野，從其他學科中已經說的很清楚的問題來反觀法學問題，也許會有新的收獲。這即便算不上創新，也至少是有益的。

　　以上就是我的報告，不當之處，請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