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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高飛（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審判員，華東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老師、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來自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的孟高飛，十分感謝有這么一個機會向大家匯報一下我對“轉型中國的司法與大局關系”這一主題的思考。我匯報的內容主要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紹一下為什么要從宏觀的角度談司法與大局的關系。“服務大局”2006年初被確定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五項內容之一，于2009年初被確定為人民法院的兩大工作主題之一后，為大局服務成為人民法院狂熱追逐的對象，成為政治正確的標簽。通過中國知網檢索，僅《人民法院報》2006年至2014年間，就有246篇稿件標題中同時含有“服務”和“大局”字樣。這種現象顯然是不正常的，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和批評。對某一項服務大局的舉措，無論是贊成抑或批評，總能找出一定的理由。但服務大局并非僅僅是某一家法院或某一地法院的某一時的做法，而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因此，我更想弄清楚，司法與大局的服務型關系從哪里來、為何而來、要往哪里去、怎樣才能往那里去。把司法與大局的關系放在建國后六十多年的歷史背景中，放在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展望中，能夠對該問題有一個更深入、更全面的認識。

　　第二部分是梳理司法與大局關系的歷史分期。將司法與大局關系的六十年歷史劃分為四個時期，分別是1949至1978年間，以階級斗爭為綱的　政治大局期;1978至2004年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大局期;2004至2013年間，以維護穩定為硬任務的社會大局期;以及自2013年開始的，以依法治國為總要求的法治大局期。在不同的歷史分期內，人民法院均在共時性地“服務”著相應的大局。在前三個歷史分期內，雖然服務的程度有別，表現出從機構分立后的服從，到職能分離后的協助，再到分頭聯動后的合作的演變，但服務的本質未變，為大局服務的思維是司法工作的主導性思維。進入第四個分期后，在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司法與大局的服務型關系將向制衡型關系蛻變。

　　第三部分剖析司法與大局關系前三分期的根由。問題并不像司法要不要服務大局這么簡單。司法服務大局，有著深厚的客觀根源。這其中既有自然而行的成分，又有主動而為的成分，更有被迫而動的因素。借鑒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理論，司法作為整體的局部、作為整個社會體系的組成部分，不能獨立于、更不能脫離于它所處的大局，必然自覺、自動地服務于整體。主動為政治、經濟、社會大局服務，這其中除司法機關的政治角色自覺外，主要是法律角色和社會角色的自覺，司法機關不甘于被邊緣化、被橡皮化，也在遵從有為才能有位的信條。地方人大、政府和黨委，對法院的控制由弱到強、由明趨暗、由虛到實，法院處于層層、環環的受制之中，對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往往只能被動服務。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在前三個歷史分期內，司法服務大局的形式也由剛性趨向柔性，方式由直接趨向間接，力度由強趨弱。

　　第四部分展望司法與大局的制衡型關系。站在大歷史的角度，當下的中國正在經歷從傳統的禮治型治理方式向法治型治理方式轉變，正在從“禮治中國”邁向“法治中國”。相應地，法律的運行模式也在經歷由行政主導型向司法主導型轉變?？梢韵胍?，司法與大局的關系，在經歷服從型、協助型、合作型的演進后，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必將走向制衡型。重構二者的制衡型關系，需要賦予司法以良善的品質、獨立的地位、終局的權力和精英化的構成。如此，才能發揮司法在構建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和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中的作用，進而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最后，說一說這篇文章的缺點和我的困惑。一是未能找到一個理論支點，作為全文的分析工具或行文主線，從而影響了論證的深度和邏輯的嚴謹度。二是本著同情式理解的態度而非批判的態度，剖析司法與大局關系，未專門指出司法服務大局的弊端和惡果。三是僅從司法的角度談對策部分，是否過于片面。這幾個困惑也請各位師長給予批評、指正。

　　我的匯報完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