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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同學們，大家上午好!

　　剛才周教授演講的主題是嚴格執法，我向大家匯報的主題主要是嚴格司法。嚴格司法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保障。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在　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也要求推進嚴格司法。嚴格司法的外延非常廣，從四個方面理解：第一，在立法上，應該健全保證嚴格司法　的立法。第二，在制度機制層面上要完善嚴格司法的機制。第三，從訴訟制度層面來看，應當構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要實現庭審的實質　化。第四從保障體系角度考察，應建立科學合理的遴選晉升機制，司法保障體制，當然也保證司法責任追究體制。

　　在當前的背景下，從嚴格司法角度，我們如何理解審判中心?當前背景下，我們如何推動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對于審判中心的理解，在目前這樣一個背景下應當注意兩點：

　　第一，審判中心適用案件范圍問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并不是要求每一個案件均實行審判中心或者庭審實質化。當今社會，案件激增與司法資源有限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尤其在勞動教養廢除之后這個矛盾日益加劇。對于刑事案件如果沒有合理的程序分流機制，均實行審判中心，每一個案件都搞庭審制的話，我們刑事司法系統有可能難以承受之重。國外經驗也表明，如果每一個案件都實行審判中心，都實行程序正當化，司法系統有可能要坍塌，最終損害的還是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在我們國家有實行程序分流的必要性，同時我們也有實行程序分流的可行性。據相關數據統計，我們國家近三年被告人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占總量的80%以上，判處拘役占案件總數42-46%之間，換而言之，絕大多數案件都是輕罪。而且在這些案件當中大多數被告人有自愿認罪的，這為程序分流提供一個可能性。總而言之，我個人認為，這個程序分流與審判中心并不是矛盾的，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第二，審判中心的外延。審判中心這個命題對應訴訟當中哪些具體事項?現在比較一致的理解是對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應該由法院、法官來　負責，但是我個人認為審判中心這樣的命題可以做進一步理解或做廣義的理解。在兩個事項上也應當要實行審判中心。一是在法律適用上，對被告人定罪量刑由法官決定，但法律怎么樣去理解、怎么樣去適用，也是法官決定。什么意思?涉及到我們司法實踐當中當法院的解釋和檢察院解釋發生沖突時，包括實體解釋和程序解釋發生沖突時，誰說了算?我個人認為在審判中心這樣一個命題之下應該由最高法解釋為準。二是在審判當中涉及到公民一些基本權利，比如人身自由的限制、剝奪、財產權的限制，我個人認為在審判中心這樣一個背景下也應當由法院來決定。這個前提是我們國家要實現法官個人獨立，而不是現在的法官集體獨立。如果沒有法官個人獨立，前面羈押法官做了羈押的決定，后面審判法官很有可能考慮前面那個法官所做的羈押決定，從維護法院整體利益，這個審判法官有可能考慮到前面羈押法官所做的決定。所以我個人認為在當前這種體制下沒有必要馬上像西方那樣的制度。我們現在的改革為此夯實基礎，比如員額制等等是向這個方向邁進的。

　　如何構建?當前至少要從四個方面努力：第一在體制上;第二在證據制度方面;第三是程序保障方面;第四是社會環境的培育方面。在體制方面應當保證審判權的獨立行使，防止領導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的辦理。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辦公廳、中政委下發相關文件，　防止領導干預司法、插手具體案例，這為我們抵制非法干預案件提供政策性文件。僅僅有政策性文件還不行，還必須有其他相應保障機制。如果有一個決定我命運的領導給我打招呼，我怎么樣有勇氣拒絕，甚至把他打招呼記錄下來，如實反映上去，在當前體制下很難做到。所以我們應該要設立相應體制和機制，要建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評價和考核機構等。

　　從證據制度方面考察，我們亟待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但是我國證人出庭作證率極低，有些地方證人出庭作證率是0.1%，這就有可能導致庭審的虛化，審判中心難以實現。這種狀況的造成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國家立法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證人不出庭。比如我們國家刑訴法規定，證人出庭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雙方對這個證人證言意見不統一，第二該證人是關鍵性證人，第三法院認為有必要。這三個條件使得司　法實踐當中有很多證人應該出庭的不出庭。當前應該要通過修法或立法解釋明確，放寬證人出庭作證條件，可以設置兩種情況，一是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有疑，而且是關鍵性證人，這些證人應該出庭;二是法院認為有必要，這些證人也應當出庭。與此同時，法律還應該明確一個問題，如果證人不出庭，這個證人證言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從程序保障角度來看，庭審實質化需要與完善的辯護制度和發達的法律援助制度為依托。如果沒有律師、沒有專業人士的幫助，在法庭上，受過高等教育的公訴人和文化水平比較低，甚至是文盲，至少是法律專業方面欠缺的人，如何對抗?這種庭審僅僅停留在形式功能上。首先要擴大法律援助了范圍，第二要落實辯護權，優化辯護環境。

　　呼吁審判中心的構建還需要與之對應的社會容納的環境。審判的要求與我們一般人，包括媒體對案件的具體評價不一樣，審判具有中立性，而普通民眾，包括媒體對案件的評價具有情感性、非理性的特征，因此相關法律要規范媒體對案件的報道，司法機關對社會輿論要給予尊重和加以科學引導，實現司法與民意的有機良性互動。

　　我的發言就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