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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主任，上海市社科聯原黨組書記，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沈國明

　　謝謝會議安排我做發言，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各位企業家朋友，本次論壇選擇的主題有非常強的現實意義，因為現在企業面臨很多困難，外貿形勢不理想、匯率波動、市場拉動有限、勞動力成本增加需要法治保障，特別是怎么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這個關系到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核心問題，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題目，所以我說，這個選題很好。

　　深圳在生物醫藥、立體視覺、網絡通訊、智能電網等領域有很強的創新能力，除了華大基因、華為、中興等傳統大企之外，還出現了像大疆創新這樣的企業，深圳取得的成績與建設一流法治城市的各項舉措密切相關，讓我們見到了一個依法治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而經濟社會發展為法治進步提供基礎的生動范例。

　　下面我講三點看法。 一、法律體系要不斷完善，補短板。二、企業創新發展需要法治水平提高。三、法學界的歷史責任。

　　一、法律體系要不斷完善，補短板，中國處于快速發展期，這使得法律周期變得很短，中國的法治，特別是我們的法律為什么總是讓人感到滯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經濟社會發展太快，法律要調整的很多社會關系沒有穩定下來，加上傳統文化影響非常深，這就決定了中國法治道路很漫長。作為保護產權而言，法律體系形成以后，保護產權的法律是很多的，盡管有物權法、證券法、有保護市場主體財產權的很多法律，可是企業的財產安全性仍然受到威脅，不斷遇到新的問題，舉例說，有人瞄準優質上市企業，在股市違法交易，購進上市公司股份超過5%，但是不依照法律進行公告，結果監管機關沒有有效措施，依照現有規定只是給予50萬的罰款，這種成本低、收益卻巨大的惡意收購威脅的是上市公司的財產權，結果損害市場秩序，影響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要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維護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法治需要與時俱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是法治經濟，甚至是道德經濟，所謂法治經濟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是有秩序的，是講誠信，現在市場經濟往往呈現出野蠻得利的情形，在互聯網領域表現的尤其明顯，經濟學認為市場的邊際效應成本為0時，企業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沒有規模效應，范圍驟減，也沒有組織資本。

　　互聯網出現后，許多企業關門，互聯網的力量如此之大，可是現在約束卻很少，就拿P2P來說，進入P2P領域的門檻非常低，以至于相當數量的欺詐行為在這個行業出現，E租寶等期貨理財詐騙案造成嚴重后果，不僅是數額巨大，而且往往因為損害普通民眾的切身利益，給社會安定造成負面影響。在這個領域，立法明顯滯后，及有必要制定網絡立法總體規劃，積極構建互聯網法治體系，經過這一段野蠻生長，我覺得對企業而言，理想狀態似乎不應該是互聯網+，而應當是產業+互聯網，法學界應當積極推動傳統法律適用延伸到網絡空間，規范網絡執法，引導網絡守法，這也提示我們，法律體系形成以后，完善法律體系的任務須臾不可放松。

　　二、企業創新需要法治化水平提升

　　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必須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們需要有針對性的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和質量加以格外關注，打造專、精、特、新的民營中小企業，是新常態下保持經濟活力的政策導向，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保護專利和知識產權運營，政府要搭建平臺堅決打擊侵權行為，同時企業在打擊各種侵權的同時，也要注意自己不侵權，尤其是在人才引進方面，要遵守相關國家的規定，以免陷入被動，并且給引進人員帶來各種麻煩。

　　我特別要說的是知識產權保護任重而道遠，有很多需要我們研究，美國每年列舉對于美國知識產權報告不利的國家情況，其中的黑名單中國年年上榜，2008年的報告近三分之一是指責中國的。多年來我們強調不要侵權，這是有效果，雖然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隨著我們與國際交往增加，有許多新的情況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特別是企業要研究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

　　我們的企業引進了大量國外專利還有技術，但是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專利人利用優勢地位排除他人競爭地位，對我們的企業造成很大的損害，所以，我們要保護別人的知識產權，同時也要注意運用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法律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在這方面，中國的企業能力很弱，應當與法學界聯手，來研究如何在保護知識產權和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之間建立平衡。這方面工作如果做得好，中國可以獲得的歷史意義很大，典型的例子，這是國家發改委對美國高通公司進行反壟斷的調查，開出的罰單高達60.88億人民幣。

　　對于企業，特別是對于企業家創新自主要寬容，應當容忍失敗，現在對國有企業負債的考核，沒有對于企業家提供創新的條件，創新是需要冒險的，創新是需要投入的，甚至會導致虧損，是不是創新成功取決于很多因素，因此，要給企業家一定的寬容度，否則我們會看到更多的國企負責人謹小慎微、無所作為，這樣該死的國企死不了，暫時虧損的企業會慢慢死掉，這就是說我們的政策和法律本身也需要創新，要能夠激發創新的積極性。

　　三、法學界的歷史責任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很大，國際經濟大環境不理想，即使新興經濟體當中，也只有中國和印度較好，我看鳳凰臺，印度經理說新興經濟體只有印度發展比較好。俄羅斯去年經濟是負增長，負0.3%，通貨膨脹率是15%，巴西的通脹率是8%，和它們相比，中國發展不錯，可是世界有很多唱衰中國的論調，有的說中國面臨“休斯狄德”陷阱，就是說一定會有大國沖突，一定要和美國打一仗，有人說中國邁不過中等收入陷阱，一定會和拉美國家一樣，長期面臨困難。中國面臨很多困難，法學界一定要清醒，打造適宜于企業創新發展的法律制度環境，如果我們的法律制度環境能夠令一批格力這樣的品牌涌現，企業更加注重產品品質，注重將自己打造成為產業鏈組織者，中國一定會跨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中國遇到的很多問題，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比如分配不公，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富豪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富豪的財富也增加了，倒霉的是廣大中產階級，他們利益受損，財富縮水，這樣的變化擴大了分配不公，因此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不要妄自菲薄，應當沉下去，參與對轉型中國的討論，要結合實際，不糾結于一些概念、條條，相反應當結合國際，對他們，甚至對工具方法進行一定的改造，使我們可以解釋中國法治的現狀，提出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理論觀點，因為法學界需用法學研究的方法和理論范式，所以我們創新的理論，我相信也是可以和國際對話。

　　現實向法學界提出的要求和30多年前不一樣，我們需要有“照著走”發展成“接著走”，最后是“領著走”。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需要接觸世界、了解世界，所以大量引進西方的理論、學術，當時的清醒是照著走，照著西方的理論走，照著經典走，照著外國說的做，照著經典說的做。發展到今天，中國的各種成就令各種理論解釋不了，在前人的理論上接著走，就是要創新發展前人的理論，我們在座的身逢其時，有責任進行理論創新，讓世界聽得懂中國的聲音，看得懂中國的變化，相信經過艱苦的努力，我們可以擁有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相當的話語權，進而發展到領著走，所謂領著走就是具有設置話題、引領輿論的能力，我們期盼這一天。

　　我的發言完畢，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