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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融

尊敬的各位老師，大家好!

　　我是來自吉林大學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孟融，感謝會議主辦方能給我今天這樣一個發言的機會，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給各位老師匯報的題目是：《我國法院如何通過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以法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案例為分析對象》。我想從三個方面對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進行匯報：

　　首先是我在這篇文章中的問題意識。

　　我們知道，全國各級法院圍繞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決定》開展了一系列關于司法改革的具體活動，而本輪司法改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要“堅持遵循司法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保證司法公正進行的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堅持符合國情和遵循司法規律相結合，堅持問題導向、勇于攻堅克難，堅定信心，凝聚共識，銳意進取，破解難題，堅定不移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新一輪司法改革“堅持遵循司法規律”這一背景下，我就思考，什么是符合我們國家國情的司法規律。

　　我的這篇文章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我國法院執行公共政策的問題。因為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我國法院不僅具有“定分止爭”的糾紛解決功能，其同時還具有執行黨和國家公共政策的功能。而法院執行公共政策的功能，恰恰就是基于我們國家的國情所表現出的中國特色司法規律的一個組成部分。我想要做的工作是揭示并解釋我國法院通過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的一般規律和道理。從目前對該問題的研究現狀來看，現有研究成果一方面關注對法院所發布的司法解釋、司法文件的分析，另一方面關注點在于法院所發揮的影響力，法院創制公共政策的功能，但缺乏對一般規律的總結。

　　在去年浙江紹興舉辦的全國司法文明博士生、博士后論壇上，卞建林老師在點評我另一篇關于司法執行公共政策機制分析的文章時，建議我從“司法裁判”的角度研究法院執行公共政策。而我的這篇文章與以往研究的不同之處在于，這篇文章就是以司法裁判為切入點的，關注點是法院的公共政策執行功能。需要界定的是，我在文章中所講的司法裁判，不僅指法院所進行的個案裁判，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為統一司法裁判所開展的系列活動，例如發布典型案例。我所選取的公共政策是中共中央近年來一直在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法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100個案例作為具體的分析對象。以此為基礎，文章著力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的實踐構造是什么，即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的主體、方式和策略包含哪些;

　　第二，司法裁判所發揮的主要功能是定分止爭，其在定分止爭基礎上執行公共政策會出現何種矛盾與沖突;

　　第三，法院通過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的內在邏輯是什么，也就是說，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的理論基礎是什么。

　　其次是我文章的核心觀點，也是對以上三個問題的解決與回應。

　　通過分析我國法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100個案例，可以發現蘊含其中的三類具體的公共政策因素，分別是(1)“維系國家認同的公共政策因素”，主要表現在最高人民法院所發布的保護狼牙山五壯士人格權益的四個典型案例之中;(2)“維系社會團結的公共政策因素”，主要表現在法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四類案件中，即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繼承贍養糾紛以及買賣合同糾紛;(3)“維系個人權利的公共政策因素”，主要表現在法院對于弱者的保障，多發生在勞動合同糾紛、社會保障領域。

　　對第一個問題的回應：通過分析司法裁判對這些公共政策因素的貫徹，可以察知法院執行公共政策的實踐構造：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的主體是法院，但在執行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側重于對政策的制定，地方各級法院側重于對政策的執行;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的兩種方式，一種是最高人民法院為統一司法裁判而發布典型案例，另一種是將公共政策納入裁判文書作為說理依據。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具體策略的展現，既表現為法院通過執行公共政策發揮“影響”和“預期”的功能，又表現為其將公共政策作為一種桑斯坦所說的“默認規則”，節約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對第二個問題的回應：我國法院通過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的實踐，從一般司法原理的視角來審視，也可能會產生三個問題：第一，典型案例的發布過于注重案件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效果，其并不能夠代替對案件的充分說理;第二，公共政策僅起到背書作用。其并不是法院作出判決的直接依據，而僅僅是一種背書。第三，裁判結果作出的政策性偏好同法官中立的法理相抵牾。表現在(1)法院是否能夠推行特定的社會價值，引導人們過良善的生活?(2)新一輪司法改革一直在提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但司法又承擔了執行公共政策的功能。那么，司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純粹?

　　對第三個問題的回應：到底是什么塑造了我國法院通過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的實踐?我國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背后的內在邏輯、理論基礎是什么?通過分析發現，在我們國家，司法權力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深深地鑲嵌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背景之中的，因此，政治國家就構成了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的動力來源與基礎。并且，作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權力也遵循國家權力正當性標準的基本邏輯。在這里，我引用了英國政治哲學家威廉姆斯的理論。關于國家權力基本的正當性標準，英國政治哲學家威廉姆斯并未區分在政治哲學中通常所講的“正當性”和“證成性”，而是將對“秩序、保護、安全、信任以及合作條件”的維系，看作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正當性標準，是一個國家最需要解決的首要的政治問題。而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無論是體現在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案例中，還是在現代國家建構的基本歷程中，均體現了司法對這種國家權力正當性標準的貫徹。

　　最后是我的結論。

　　我國司法裁判執行公共政策反映的核心問題是政治國家問題，司法權力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建構都應在“國家建設”以及“法治建設”之間取得平衡。目前我們國家的司法建設突出了國家建設的主體與核心地位，但是我們在注重國家建構、國家建設的同時，也不可忽視法治的建設。特別是司法對公共政策的執行，也應當以新一輪司法改革為契機，在遵循法治的基本邏輯、法治的一般軌道上進行。

　　以上就是我文章的主要內容與核心觀點，懇請各位老師批評指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