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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大家晚上好。很高興今天有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向大家簡要的匯報我的論文。論文的題目是“預期不履行的救濟及其法理基礎--再論《合同法》不安抗辯權和預期違約的界分?！?/span>

　　我這篇論文主要是闡明預期不履行救濟規則的功能定位及主要救濟手段的法理基礎，目的在于理清我國《合同法》中相關制度間的關系。

　　合同的預期不履行是指在雙務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履行期屆滿之前，有客觀事實表明該當事人將有可能不按約履行合同的情形。關于預期不履行，合同法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制度和預期違約制度，這兩個制度都是預期不履行的救濟制度，而且都規定了履行期限的解除。在適用情形和法律效果上都存在著重疊的可能性。這些都導致了司法實踐中條文的重復適用，適用情形區分不清、判斷要素不明等問題。學理上，如何梳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則成為我國學界較為關注的一個經典問題。

　　我認為，不安抗辯權和預期違約的關系，主要涉及到兩個問題。其一，二者在功能上是否重疊?其二，《合同法》第69條規定的解除與期前違約責任是什么關系?

　　關于第一個問題，以往我國的研究多側重于對制度的要件、效果進行比較，我這篇文章的思路稍微有些不同，它是從預期不履行問題本身出發，闡明預期不履行救濟制度的基本框架，然后在此框架上探討《合同法》相關制度在這個框架中的定位，從而對二者的功能進行辨析。

　　從《比較法》來看，對于預期不履行存在著兩套并行的救濟規則，一套允許債權人立即行使終局性救濟手段，這是指履行期前的解除、損害賠償等。它的代表是英美法中的履行期前的拒絕履行規則。另一套則采取一時性救濟，這是指終止履行權或者不安抗辯權，和終局性救濟手段相銜接的階段性救濟模式，大陸法中的不安抗辯權和美國法中的充分履約保障制度均采取了這種模式，而這種救濟路徑之所以存在不同，主要是因為將來要發生不履行的確定性程度不同，這兩套救濟規則在適用范圍和救濟機制上都有其特點，各自發揮獨立的功能，共同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救濟體系，并沒有優劣高下之分。

　　《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辯權和預期違約實際上分別對應著階段性和徑直性救濟規則，所以各有其獨立的功能定位，二者的適用情形也應有明確區分，區分標準當為預期不履行的確定性程度。徑直性救濟規則的適用應該采取較為嚴格的標準，因此我主張把預期違約規則的適用情形解釋為嚴格意義上的拒絕履行，其中以行為表明不履行合同應當指債務人通過自發且積極的行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而不是第69條規定的解除權發生情形，同時，為了確保預期不履行救濟體系的完整性，不妨對不安抗辯權的適用范圍進行一定的擴張。

　　本文探討的第二個問題是，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辯權后，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內既未恢復履行能力也未提供適當擔保時，可否即認為后履行方違反了合同，從而使得先履行方可以立即請求損害賠償。換句話說，不安抗辯權規則只規定了解除，并沒有像預期違約規則一樣規定履行期限的違約責任，這種制度設計是否是一種邏輯上的斷裂?要回答這個問題，關鍵在于闡明預期不履行的各項救濟手段的法理基礎，并且對其關系進行梳理。我選取了日本和美國的《合同法》理論進行了考察借鑒。但是由于時間的關系，這一部分沒有辦法詳細的展開，只能簡要的說一下結論。通過《比較法》的考察可知，在預期不履行的救濟問題上，債權人可否基于對方的預期不履行而免責，也就是可否中止履行提前解除合同，可否立即主張違約責任，這兩點在邏輯上可以分開來考慮，履行期間的解除和違約責任各有其獨立的法理基礎和判斷標準，在成立范圍上也并不是必然等同的。預期不履行是否構成違約，取決于債務人在履行期前富有何種程度的義務，《比較法》上，拒絕履行主要被解釋為一種對附隨義務或者對給付義務本身的違反，是一種實際違約。而債務人因客觀原因缺乏履行能力時，可否一概的認為債務人實際違反了某種義務?換句話說，我們可不可以斷言，無論發生任何履行障礙，債務人都有義務確保自身具備足夠的履行能力?這歸根到底是一個合同解釋的問題，嚴格來說，不宜將預期不履行與實際違約一律等同。

　　另一方面，當債務人出現預期不履行的重大危險且危機到債權人訂閱目的實現時，債權人的對待給付義務的命運會因此受到什么樣的影響?他是否必須要繼續履行合同?有關這一免責的法理基礎，日美學說的交集在于“雙務合同的對價關系的脫落”這一觀點，而這一觀點足以成為中止履行及提前解除的法理基礎。

　　由于法理基礎部同，第69條只規定了解除，沒有明確規定提前違約責任，這在邏輯上是說得通的，只不過出于盡早定紛止爭等政策性的擴率，當預期不履行具有相當程度的確定性和嚴重性時，如果債務人沒有免責事由，不妨把這種預期不履行視為一種現實的違約，從而使得債權人在根據第69條解除合同時，可以直接以第107條為依據主張違約責任，提前清算病態關系。

　　以上是我對這篇論文的簡要介紹。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