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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我今天所報告的主題是《智慧城市信息保護的基本原則與制度框架》。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針對傳統城市治理中低效的城市管理方式、欠缺實效的城市應急系統與不完善的城市環境監測體系等問題，現代城市逐漸傾向于依托物聯網技術、云計算技術、自動識別技術等等，構建“智慧城市”，以促進信息的智能化、高效化交互，實現城市的理性與科學發展。不過在智慧城市的發展進程中，隨著信息處理的高度網絡化與集中化，個人、公司乃至國家的信息均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較以往更易受侵害的境地。如2013年美國前中央情報局技術分析員斯諾登所披露的美國“棱鏡”計劃，便是美國借助其計算機網絡計劃妄圖監控全球信息的僭越之舉。而近期美國大選中的希拉里“郵件門”事件，也提示我們網絡時代信息安全所面臨的挑戰與特殊性。

　　倘若意欲探討智慧城市信息保護問題，則首先需要了解智慧城市究竟是什么。那么，智慧城市究竟是什么呢?智慧城市的理念本質上具有二元性，概而言之，智慧城市乃數字城市加諸于物理城市的一種城市形態。而所謂數字城市，系指存在于網絡空間中，以云計算的海量數據存儲、計算、分析和決策為表現城市的虛擬的對物理城市的映射。 基于信息的集中處理與分享，數字城市可以直接作用于物理城市，從而實現城市的智能化運轉，城市猶如獲得了人類的智慧一般，以更加智能化的方式實現城市管理與發展。一言以蔽之，所謂智慧城市，即數字城市與物理城市之綜合。而在具體要素方面，智慧城市通常由智慧經濟、智慧運輸、智慧環境、智慧居民、智慧生活和智慧管理構成，在這六大維度的基礎上，智慧城市可以實現可持續的城市經濟增長與高質量的市民城市生活。

　　眾所周知，信息依據不同理論均應獲得保護，那么，在智慧城市背景下，信息保護究竟存在何種困境呢?我認為，智慧城市背景下的信息保護存在兩大困境。第一，信息侵權成本大為降低。智慧城市的建立仰賴信息的高度集中，因為唯有以高度集中的數據群為分析基礎，才可能實現城市的智慧化運營。然而如此一來，信息侵權者一旦利用黑客技術入侵智慧城市信息處理中樞，則可能獲得體系化的數據庫信息，并可能在此基礎上竊取任何其想要獲得的信息。智慧城市的信息集中化處理盡管使物理城市的智能化管理成為可能，但也大大降低了信息侵權者尋找信息與分析信息的侵權成本，從而令各種信息的竊取風險大為增加。

　　第二，由于智慧城市虛擬空間的廣闊性，信息侵權者隱蔽性極高，較之于前智慧城市而言，信息侵權者獲得了更大的行動自由，而在智慧城市的背景中，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作為個人信息交流的樞紐與代理服務的提供者，其在為個人提供信息代理服務的過程中無疑放大了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盡管在智慧城市發展過程中，信息安全越發脆弱，但對于智慧城市信息保護而言，仍然更宜實行適度保護原則，即應當充分考慮到智慧城市發展的需要，而不能為了實現信息的絕對保護而過分禁錮智慧城市的建設與發展。

　　具體到制度層面，則應當綜合運用私法與公法兩種工具，一方面在私法上，為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設定較為嚴格的信息安全保障義務，并規定嚴格的信息侵權責任，另一方面，在公法層面上，則采取較為嚴厲的刑事措施與靈活的行政措施，通過設置“侵犯信息罪”，并且靈活地預防、規制與處罰信息侵權行為，從而系統性、日?；鼐S護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

　　最后，對于智慧城市信息保護，擬提出如下意見：第一，以立法形式賦予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信息搜集權。智慧城市的中心意涵乃在于信息的集中與網絡化智能管理與使用，因此，倘若意欲構建智慧城市，那么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必須享有信息搜集權，具體而言，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理應被賦予信息的公共記錄機構之法律地位，其有權自網絡這一公開的信息環境中搜集、提取乃至分析相關信息，并對之予以歸類、數據庫化。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的信息搜集權應由法律以公共理由為理由予以授權，否則將可能存有侵犯他人隱私權或者個人信息權之虞。

　　第二，承認個人信息刪除權。原則上應當讓個人享有信息刪除權，個人有權請求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刪除侵犯個人隱私或者違背個人意愿而被公布的其他信息。第三，規定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承擔無過錯信息侵權責任。可以考慮將網絡機構(包括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作為信息持有與管理主體，基于網絡機構應有的信息保護技術實力，規定其承擔注意程度較高的信息安全保障義務，一旦發生大規模信息侵權，那么作為信息持有與管理主體的網絡機構必須承擔侵權責任，這意味著大規模信息侵權事實的發生本身便意味著信息安全保障義務之違反，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等網絡機構所承擔的是一種無過錯的侵權責任。

　　第四，規定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的信息侵權損害賠償為限額賠償。智慧城市的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其本身是新事物，且主要是一個技術問題，從適度保護原則出發，不應對智慧城市克加沉重的信息侵權責任。因此自促進智慧城市良性發展的角度而言，應當為智慧城市因信息安全保障義務之違反所造成的信息侵權責任設置責任限制制度，換言之，智慧城市信息中樞機構所承擔的信息侵權責任并不尊崇完全賠償原則，其只是在一定限額范圍內承擔賠付責任。

　　第五，設定政府合理干預的邊界。智慧城市本質上是一項城市公共管理的創新，其本身也要求政府的引導與深度介入，其所欲達致的目標乃是一種涉及生態、經濟與政治的綜合性目標; 而基于這一目標的宏觀性與綜合性，唯有政府方有此廣泛與綜合的資源與能力引領智慧城市的建設。對于智慧城市信息保護而言，作為利益最攸關方的政府理應通過建設技術先進、結構合理、運轉高效的智慧城市信息中樞，以便將信息侵權發生概率降到最低，并提升信息侵權事實發生之后的應急補救水準。

　　第六，堅守刑法規制的謙抑性。盡管在智慧城市建設的過程中，設置較為嚴厲的刑罰規范乃信息保護的客觀需求，且刑法專門介入智慧城市信息保護也是一項頗具威懾力的舉措，不過基于現代社會刑法謙抑性的基本共識，在將侵犯信息入罪的同時，也應當注意犯罪基準的嚴格設定以及刑事責任輕重的合理規定，從而一方面通過明晰信息犯罪的刑事責任而形成合理威懾，另一方面也不至于矯枉過正，有損刑法謙抑性之品格。我的報告到此結束，敬請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