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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成效與完善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胡 銘*

　　以審判為中心，意味著整個訴訟制度和活動圍繞審判而建構和展開，審判階段對案件的調查具有實質化的特征，偵查是為審判進行準備的活動，起訴是開啟審判程序的活動，執行是落實審判結果的活動，審判中控訴、辯護、審判三方結構成為訴訟的中心結構。以審判為中心的最重要意義是保障案件質量，防止冤假錯案，實現司法公正;同時，它也體現了尊重司法規律、增強司法公信、革除制度弊端的現實需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以來，已成為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一條主線。2017年7月10日召開了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深入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開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提升改革整體效能?！痹诖?，擇要談一談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法改革的成效以及未來展望。

　　一、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五大成效

　　(一)按照理念先導，革新刑事司法觀念

　　理念是理論化的思想觀念。我國的刑事司法運行中“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重配合，輕制約”、“重審前，輕審判”等觀念根深蒂固，這是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近年來，通過全面宣傳學習以審判為中心的重大改革意義，已經日益深入人心，公安司法人員了解掌握了審判中心主義的內涵和本質，克服了認識上的誤區，培育了現代化的刑事司法觀念。

　　其中，轉變偵查人員的執法觀念是難點。17年來公安部首開全國刑偵工作會議并提出：主動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一是要轉變偵查辦案方式，堅持以收集證據作為偵查活動的中心，把“破案”和“庭審”的要求結合起來，切實實現偵查辦案由“抓人破案”向“證據定案”的目標轉變。二是弱化口供在案件偵查中的作用，加快實現“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供證結合”的模式轉變。

　　(二)提升司法權地位，優化分工配合制約原則

　　實現審判中心，需要提升司法機關在我國刑事司法體系中的地位，優化司法職權配置。這就要求保障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嚴防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為此，中央政法委頒行了《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中辦、國辦印發了《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上述規定在內容上配套銜接，分別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共同構建防止干預司法的制度體系。以減輕地方法院辦案的壓力，及時發現、糾正違法插手、干預司法的情況，為司法改革營造寬松的外部環境。

　　優化司法職權配置需要準確理解分工配合制約原則，加強權力之間的制約?！胺止へ撠煛斌w現的是三機關地位的獨立性和權力的有限性;“互相配合”體現的是工作程序上的街接關系;“互相制約”是三機關相互關系的核心價值要求。我國當前刑事司法中配合有余而制約不足，特別是審判權對偵查、起訴的制約十分有限，檢察機關對偵查的制約也還很不夠。完善分工配合制約原則，便需要通過強化制約來提升審判權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以規范刑事司法行為、調整司法職權配置、加強權力監督制約。同時，完善審前程序中的檢察監督，以助于提升偵查質量和強化檢察機關在法庭上指控犯罪的能力。

　　(三)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健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證據是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也是整個審判活動據以展開的依據，是訴訟的靈魂。一方面，完善我國的證據能力制度，其中，健全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是關鍵。從2010年的兩個證據規則，到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以及兩高的新司法解釋，再到2017年4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第34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斷在完善。特別是新的嚴格排非規定的出臺，進一步明確了非法取證方式、重復性供述可采性、審前階段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性規范、舉證責任分配等問題。排除非法證據是一個實踐面向的問題，應由實踐推動其不斷往前走，新規定的實施效果尚待實踐的檢驗。

　　另一方面，從證明力入手，逐步約束偵查卷宗的主導地位。由案卷筆錄中心向庭審中心的轉型中，先從證明力切入，而不是直接否定其證據能力，是一條符合我國司法實際的可能進路。即在刑事審判中，允許案卷筆錄類證據適用，但降低其證明力。當案卷筆錄與被告人當庭供述、證人當庭證言以及其他書面證據存在矛盾之時，法官不能在無明確理由并進行充分說理的情況下仍然認可前者。相應地，應在審前程序中踐行檢察官客觀保障義務，庭審程序中確立法官對被告人的客觀照料義務。

　　(四)推進庭審實質化，開展案件繁簡分流

　　以審判為中心要做到以質證權保障為重心。這便要求：(1)構建有爭議的關鍵證人出庭制度。所謂關鍵證人，是指在案件事實存在爭議的情況下能對爭議事實起到直接證明作用的證人。浙江溫州、四川成都等地司法機關進行了改革試點，著力提升證人、鑒定人出庭率。對于“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出庭”的證人、鑒定人出庭要件判斷宜形式化，只要控辯雙方提出申請，原則上應當通知證人、鑒定人出庭。(2)完善鑒定人出庭和專家輔助人制度。2017年7月，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了《關于健全統一司法鑒定管理體制的實施意見》，伴隨著司法鑒定體制改革，鑒定人出庭日益增加，還確立了專家輔助人制度，以適應日益專業化和科技化的庭審要求。(3)貫徹直接言詞原則。法官通過親自聽取控辯雙方、證人及其它訴訟參與人的當庭口頭陳述和法庭辯論，保障被告方的質證權，從而形成刑事案件事實真實性的內心確認，并據以對刑事案件作出裁判。

　　同時，庭審實質化要求通過案件篩選機制以分流案件，以為對抗性審理的爭議案件提供充足的司法資源。從我國司法實踐來看，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作有罪供述的比例約在90%以上，在法庭審理階段，被告人當庭認罪的比例亦非常高。2014年推出的速裁程序試點和2016年開始試行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體現了案件繁簡分流的精神，是以審判為中心改革的重要保障。

　　(五)強化律師作用，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以審判為中心要求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辯護權的制度保障。2015年9月，兩高三部印發了《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強調公安司法機關應當尊重律師，健全律師執業權利保障制度。這便要求在實踐中切實保障法律賦予律師的各項權利，確保律師的閱卷權和會見通信權，明確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閱卷的范圍和時間，為律師的會見和通信提供便利，讓律師能夠在充分了解案件各項證據與信息的基礎上為被告人辯護，保證庭審質詢環節能夠更充分地進行;對法庭上律師的言論進行保護，使得律師能夠真正發表對案件事實、量刑情節的真實看法;不打壓律師自行搜集證據的活動，確保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能夠進入庭審中。還需要進一步探索構建有效辯護制度，激勵律師提高辯護質量。

　　在此基礎上，繼續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近年來，我國法律援助覆蓋面逐步擴大，但是，與人民群眾特別是困難群眾日益增長的法律援助需求相比，法律援助工作還存在制度不夠完善、保障機制不夠健全、援助范圍亟待擴大等問題。作為擴大援助范圍的前提，需要國家持續加大財政投入，并適時引入市場機制，使得經費漲幅和案件增量保持同步。經濟發達地區可以先試先行，如杭州市在2017年7月通過了《關于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中加強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推進律師辯護全覆蓋。

　　二、進一步完善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需要處理好的五大關系

　　(一)處理好以審判為中心和偵查中心主義的潛在緊張關系。離開了審前程序中公安檢察機關的積極參與，法庭審理既無法做到不枉不縱的公正裁判，更難以實現以審判倒逼偵查、審查起訴的期待。

　　(二)處理好以審判為中心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的作用場域集中于“法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更關注庭審以外。這里涉及審前程序如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如何優化起訴裁量權，如何完善量刑程序等問題。

　　(三)處理好以審判為中心與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的關系。公檢法人員責任終身制一方面有利于準確認定事實、減少冤假錯案，另一方面也使得案件結果與公檢法人員切身利益緊密聯系，從而導致各種規避措施和錯案糾正難。相關改革有待在觀察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

　　(四)處理好以審判為中心與監察委員會改革的關系。2016年啟動的監察體制改革涉及憲法修改、國家政治體制等層面的問題，中央正在做頂層設計，地方試點也正在穩步推進。監察體制改革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建設及相應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義，也將對審判中心與職務犯罪追訴程序產生深遠的影響。

　　(五)處理好以審判為中心和智慧司法的關系。信息化、智慧化的司法與傳統的以庭審為中心的審判有著顯著的差別。2017年6月，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了設立杭州互網絡法院的方案，而在此之前，浙江法院已經全面實現了司法的網絡化操作，如網絡立案、網絡視頻庭審、網上處理涉案款項等。我們需要深入思考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背景下的審判方式改革。

　　* 浙江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光華法學院教授，第三屆董必武青年法學成果獎一等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