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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職業保障的成效與完善

　湘潭大學副校長　廖永安*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一場被稱為“動真碰硬”的司法體制改革拉開大幕。經過只爭朝夕的不懈努力，到目前為止，應該說是收獲了令人矚目的“階段性成效”。按照中央繪制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司法改革已經進入到“突破性階段”。

　　在這樣一個關鍵階段，對一些重要司法改革舉措的得失適時進行回顧，并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是十分必要的。其中，司法職業保障是本輪司法體制改革四項基礎性制度性改革舉措之一，可謂至關重要。下面，我圍繞“司法職業保障的成效與完善”從三個方面談談自己的認識。這里，我主要以法院為側重點進行闡述，檢察院和法院雖略有不同，但基本同理。

　　一、司法職業保障為何重要?

　　美國法學家德沃金在《法律帝國》開篇即說“法官點點頭帶給人們的得失都要遠超過立法機關的法案”。大文豪紀伯倫也曾言：“法官把手指放在善惡交界之處，就可以碰觸上帝的袍服”。司法處理的是人性交惡的矛盾，法槌所敲之處便會影響人的財產、自由乃至生命。因此，司法可謂是這世上最神圣、最艱難的職業。但如果僅因司法職業重要，就要受到“特殊照顧”，恐怕理由還不充分。在我看來，如此重要的司法職業之所以需要加強保障，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司法權核心是判斷權。法官在判斷時必須排除干擾與利誘，保持公正與純潔，不偏不倚地依既定規則辦事。只有心無雜念，才能居中裁判。當法官在行使司法權時受到外部因素干擾，在是非曲直、真假黑白的判斷上便可能失真、失誤、失職、失敗。因此，正義女神是蒙著雙眼、一手持天平、一手持利劍。

　　第二，司法權是國家權力結構中最弱的權力。漢密爾頓說：“司法部門既無強制、又無意志，而只有判斷;而且為實施其判斷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門的力量”。因此，司法權最容易受到“內憂外患”的侵擾。所謂“內憂”即司法行政化體制下法院領導、上級法院對法官行使審判權的影響;所謂“外患”即司法地方化對法院的外部干預，在結果問責、信訪壓力、人大票決的導向下，在波濤洶涌的“輿論審判”下，法官成為“刀尖上的舞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第三，中國司法權威低下的現狀所迫。有人形容中國法官“拿著賣白菜的工資，頂著賣白粉的風險”，法官行業是一個十足的高危行業。近年來，一系列當事人殺害法官的悲劇令人扼腕嘆息;法官遭到當事人跟蹤、辱罵、鬧庭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前些年，郴州還發生當事人在網上向法官發出“決斗”挑戰書的荒唐鬧劇。在當下的職業環境下，匡扶正義的法官也成了弱勢群體，法官人人自危，不得不抱團取暖，像中國政法大學何兵教授所形容的“躲進碉堡里”。在這樣的職業環境下，如何期待法官守護好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

　　二、司法職業保障改革取得了什么成效?

　　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四中全會決定就明確提出“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仡櫛据喫痉ǜ母飳λ痉殬I的保障，可以說是力度空前的。具體包括：

　　第一，在司法權運行的宏觀環境上下功夫。本輪司法改革通過推動法院人財物收歸省統管，革除司法地方化的弊端;改革院庭長審批案件制度，通過“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革除司法行政化的弊端。這些都是“刀刃向內”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在法官履職的具體條件上抓落實。中辦、國辦去年專門出臺了《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兩高”也跟進制定了實施意見。其中，最為重要的“干貨”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為法官履職提供地位保障。建立領導干部、司法機關內部人員干預、過問、插手司法活動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為法官行使審判權排除干擾和阻礙，打造隔音空間。

　　2.為法官履職提供身份保障。保護法官職位穩定，明確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處分法官;建立科學的績效考核制度，不得以辦案數量排名、末位淘汰、接待信訪不力等方法和理由調整法官。

　　3.純化法官的司法職能。明確地方黨政機關不得再安排法官從事掃大街、交通巡邏、拆遷等法定職責范圍外的工作，讓法官能夠專心司法。

　　4.為法官履職提供物質保障。通過推動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法官員額制改革，實現法官精英化，確保法官收入水平明顯高于同級公務員(據報道，受到中央政法委孟建柱書記點名表揚的貴州司改，入額法官人均月收入增加4005元)。

　　5.為法官履職提供人身安全保障。西方有一句諺語：　司法的尊嚴如同皇后的貞操，不容侵犯?！胺ü俨豢扇琛鄙踔帘环Q為是“法治的基石”?！兑幎ā泛汀皟筛摺币庖娒鞔_，要嚴厲打擊擾亂法庭秩序、侮辱誹謗威脅法官及近親屬的行為，對法官辦理危險性高的案件，應該采取特殊保護措施。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舉措。

　　這些成效之取得來之不易，為深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增添了信心和決心。今年7月10日，在貴州召開的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習近平總書記對當前的司法改革作出高度肯定評價：“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闖難關，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講了很多年但沒有做成的改革”。

　　三、司法職業保障如何進一步完善?

　　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期望畢其功于一役是不現實的。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的蔣惠嶺博士曾提出了司法職業保障的“十條最低標準”：社會各界對司法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共識;維護司法功能正常發揮作用的政治責任必須落到實處;法官享有身份保障;保障法官享有與其他身份地位相符的物質待遇;法官的人身安全應當受到保護;司法活動應有充足的經費保障;媒體與法院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司法職務行為享有豁免權;對法官的紀律懲戒應有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程序保障。

　　蔣惠嶺博士基本全面勾勒了司法職業保障的方方面面，如果按照這個“最低標準”，我國當前的司法職業保障是否就已經達到了最低標準呢?毫不避諱地說，如果現在就宣布已經完全達到了，法官檢察官肯定不會答應，一些法官檢察官甚至“用腳投票”選擇離開。君不見，單就物質待遇保障這一項，法檢兩院就已經怨聲載道，抱怨說“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公安、政法委、司法局悄無聲息早就把提高待遇的事落到實處了，唯獨法檢兩院“只聽見打雷沒看見下雨”?這種抱怨一方面說明，司法改革紅利的釋放還需要一段時間;另一方面也說明，司法改革的復雜性，單是物質待遇保障所受到的制肘就可見一斑;同時也說明，我國現階段的司法職業保障水平與法治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例如，在法治發達國家如美國，如果當事人公然辱罵法官，法官可以不經警告，直接依簡易程序判決其構成藐視法庭罪。相信這一規定，讓飽受當事人謾罵侮辱威脅的中國法官羨慕不已，而在我國盡管當事人辱罵法官是家常便飯，但真正以擾亂法庭秩序罪追究刑事法律責任的卻是寥寥。最近，媒體才報道了一起“廣州首宗擾亂法庭秩序案件”，當事人因大鬧法庭而被追究刑事法律責任。這個案例也說明，法官職業保障在我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司法職業保障是一項系統工程，絕非朝夕之間所能完成的事。在具體制度層面如何為司法職業提供保障，學界已經討論的很充分，我不贅言。這里，我主要從指導理念層面談談司法職業保障應堅持的方向：

　　第一，要堅持以人為本，讓法官在改革中有“獲得感”。這里的“獲得感”是綜合性的，不能把司法職業保障等同于物質待遇保障?？偹苤?，馬斯洛需求理論提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有五個層次：生理、安全、愛與歸屬、受尊重、自我實現。提高物質待遇是司法職業保障的基礎，但法官高薪在當前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要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還不現實。在加薪尚不能完全滿足法官需求的情況下，還必須在保障法官的履職安全感、對事業的歸屬感、對個體的尊重感等方面下功夫，讓他們看到成長空間、事業發展前景，通過凝聚“人心”、溫暖“人心”，讓他們有奔頭、有動力、有理想。這是當前司法管理者可以盡力做到也應當做到的事情。

　　第二，要堅決捍衛司法權威，讓法官在職業環境中有“尊榮感”。訴訟法上有一個重要理念，叫做“程序安定”。通俗地講，當事人程序用盡之后，無論裁判結果如何，都應該安定下來，這又叫“司法最終解決原則”。正如美國大法官杰克遜所說：“我們說了算并不是因為我們正確，我們正確是因為我們說了算”。如果司法沒有終局的權威，人人都會認為法官說了不算。如果當事人看到揮舞拳頭可能迫使法官改變判決，暴力威脅傷害法官的悲劇就不會終結;如果當事人看到權力可以左右判決，法官說了不算，市長市委書記說了才算，那么當事人就會“信上不信下，信訪不信法”。在樹立司法權威這個問題上，我有一個觀點，就是要牢牢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領導干部不尊重司法就應該被問責。這絕不是一句政治套話。去年，中辦、國辦還專門出臺規定，要求黨政主要負責人作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的第一責任人，自覺維護司法權威，這是一項政治責任。黨政領導干部能否自覺尊重司法，對全社會具有重要示范帶動作用。比如，陜西某國土資源廳以黨組會議決定否定法院判決，湖南某縣政法委書記面對法院的判決書叫囂“有狠來執行一下看”等，這些行為都給社會形成了惡性示范效應。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本是行政訴訟法規定的義務，現在卻能都成為新聞報道，可見樹立司法權威、培育法治精神這條路還任重而道遠，切不能半途而廢。

　　第三，要實現法官的權力、責任、保障的平衡。責、權、利應該相統一，有多大權力和保障，才能擔多大責任。實行司法責任制，讓法官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是十分必要的，但前提必須是使法官依法獨立司法權獲得充分職業保障，否則權責失衡，人心也就失衡，只有責任沒有保障的權力只會成為“燙手的山芋”。因此，錯案責任追責必須要做科學的界定，早在1999年我就對“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江蘇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進行了反思。法官不是神，不是德沃金筆下的完美法官赫拉克勒斯，人的有限理性都會犯錯，法官應當享有職業豁免權，只有當法官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違反法律或者司法倫理造成錯案并導致嚴重后果的，才應該考慮追責，而且追責也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程序進行。這是司法職業保障最不容忽視的問題。

　　最后，要實現司法職業保障法律化。當前，關于司法職業保障的這些制度措施，都是由中辦、國辦首先以黨政文件、黨內法規的形式出臺;關于司法責任制，也只有“兩高”的意見。關于司法職業保障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一部專門的《司法人員職業保障法》，對于司法人員給予特別保護，如果沒有具體明確、可操作性強的法律保障，司法職業保障的落實就會大打折扣，為避免司法職業保障因領導人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需要盡快將司法職業保障提上立法議程。

　　* 湘潭大學副校長、教授，湖南省法學會副會長、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