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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校長 林維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大家好。

????????每至年末年初，各部門便有大量的統計數據公布，大多數能看出公布機關在相關領域的巨大成就，當然也偶有問題反映出來。雖然對其中部分數據的權威性或可信度存在爭議，但無論如何這些數據對于我們了解國家運作、政府成就、社會現狀，具有基礎性作用。事實上，欠缺這些知識或者信息，民眾對于現實的了解往往浮光掠影、支離破碎，更多地來源于對身邊事物的直覺判斷和道聽途說，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對未來生活的預期與安排。簡而言之，社會管理各領域權威統計數據的公布，是國家透明、民主、公正的標志之一。

　　就司法統計數據而言，迄今為止，雖有零散的數據偶見于相應報道、官方的內部文件或網絡中，但這些數據極為零亂，不成體系，而且又往往過于粗疏，查找檢索極為不便，有些甚至是普通民眾根本無法見到的。人們無從了解我們的司法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導致人們對司法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更無法認識到我們法治的進步。尤其對于法學研究人員而言，無法考察司法全貌，理論和現實之間產生巨大鴻溝，使得學術研究并不具備扎實的實證基礎，實務人員對理論頗不以為然，法學研究只能是紙上談兵、空中樓閣，這也使得法學共同體難以建立。因為事實有差異、語言亦不同，即使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年度工作報告中，也僅有粗略的統計數據公布，而且有的有意語焉不詳，令人無從把握。

　　在一個大數據時代，數據就是未來的財富，毫不夸張地說，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解釋、闡說的權力。因此，對于應當公開可以公開的司法數據，應當逐步公開;對于已經公開的數據，應當更為精確、精細，能夠適應不同的用途;在公開的方式上，應當建立更為合理、正式的制度，使其具有使用上的方便性，并因此保證其官方的正確性。

　　從微觀上，具有體系性的司法數據目前首先表現為裁判文書本身，在其宏觀上，表現為司法的匯總數據。兩者缺一不可。

　　我僅舉刑法研究為例說明，這些具體微觀的數據或者裁判文書公開本身對于刑法研究的重要意義。眾所周知，刑法學分為總論分論，從79年刑法頒布以來，刑法總則理論尤其是犯罪論產生了突飛猛進的變革。上個世紀80年代的總論文獻和30年后今天的刑法總論論文，無論在刑法理念上，還是在研究范式、使用話語乃至援引文獻方面，都迥然不同，仿佛真的具有世紀差異。刑法總論在保持中國特色的前提下，越來越多地吸收、汲取了國外刑法理論尤其是德日刑法的概念體系，總論的精細化、理論化在最近十年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并且這種整體意義上的精細化仍有繼續發展的傾向，以致于我們有時候必須反思中國刑法總論的德日化傾向，或者必須回應實務部門的某些領導對理論如此精細化是否具有實務意義的質疑。某種意義上，總論的精致性超越了實務，而構筑了一個嚴謹的專業領域。但是，三十多年來，刑法分論的研究水平卻遠遠滯后，雖然同樣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這種水平的進步遠遠落后于總論的進步，也遠遠落后于實務的期待和要求。分論的研究范式、討論話語乃至文獻資料，有變化但沒有整體性的、根本性的差異。分論的研究遠遠沒有獲得其應有的地位，無論是法學教授還是博士研究生，很多都不愿意或者較少地去研究、寫作分論本身的題目，分論的研究遠遠沒有達到精細化的程度，而精細化本來是分論研究更應該具備的特點。

　　這樣一種狀況的產生，很大原因來自于在其整體上，刑法知識的積累及其體系化仍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模式;來自于我們對于分則具體罪名的研究基本上缺乏體系性;來自于刑法研究者仍然沒有對司法實務中所產生的分則具體問題集聚應有的足夠的研究興趣。但是最為根本的是，來自于研究者對于那些真正隱藏于司法實務之中的法律問題沒有清晰的把握和了解，說白了就是因為研究者沒有案例的支撐，沒有足夠充分的渠道去了解司法實務中所產生的刑法疑難復雜問題，而分論的研究更是需要充足的案例支持，它不可能憑借研究者的想象去構建。

　　刑法分論研究目前實際上正是處于洼地的位置，因此更具有富礦的意義。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文書網很好地解決了這樣一種數據的公開，指導案例制度在其本質上也是一種審定數據的運用，雖然目前的數量過于微小而無法發揮其合理作用。但是目前的問題來自于在技術上我們面對海量的裁判文書，如何發現問題、挖掘問題，并進行規則的提煉。

　　就匯總的數據而言，例如，如果我們不了解死刑在具體罪名中的適用數據，就無法考量死刑廢除的影響和未來走向;如果不了解審前羈押的數據，就不能知曉現狀的嚴重性;如果不了解羈押的整體成本，我們對于審前羈押、監禁刑的經濟成本實際也都是憑借想象，我們似乎可以說出道理來，但是我們沒有事實和證據。尤其是具體司法制度的設計例如量刑基準的設定，均需要相關判決文書和數據的把握。在立法上也是如此，刑法中具體犯罪的立法，需要一系列的數據加以支撐以論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這些數據需要有，并且需要適度公開。進一步而言，有時候在刑事立法過程中，我們為了論證某一個行為需要被規定為犯罪，于是就宣傳這一行為的猖獗廣泛，但是立法之后我們經常發現有的罪名每年的適用屈指可數，我們需要去探討這中間究竟是立法的問題，還是司法的問題，同樣需要數據的準確性。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么我們可以公布較為詳盡的經濟數據，就不能公開司法數據呢?誠然，司法數據中有個別數據較為敏感，例如死刑數據就似乎是一個神秘的幽靈，它尋覓不得但必在某處。不過，無論數據多么敏感，我們均須面對，因為這畢竟就是我們正在從事的工作，這是管理的一個重要側面。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一般民眾對此具有知情權，并有權對其作出自己的客觀判斷，進而對國家管理予以理性監督，實現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利。因為缺乏足夠的司法數據，我們無法判斷法律規范的立法邏輯或出發點，也無法驗證立法措施的科學性、司法政策的合理性，使得刑事司法研究的實證性過差。

　　我們相信在一個大數據的時代，數據應當能夠被公眾方便地使用，相信具有數據支撐的刑法學研究一定能夠貢獻出更多的智慧成果，為我們的刑事立法、司法提供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