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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 汪海燕

尊敬的各位領導、專家、學者：大家好!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從司法規律的要求看，審判應當是決定被告人命運的中心環節，也是刑事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應當說，我國近期訴訟制度改革，包括一些司法體制改革均是圍繞這一主題開展的。對于怎么樣理解審判中心以及如何具體落實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我想利用此寶貴機會就幾個問題談一點個人的看法。

　　第一，審判中心與程序分流的關系。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并不是要求每一個案件均實行庭審實質化，即舉證在法庭、質證在法庭、認證在法庭。也就是說，審判中心與庭審實質化是兩個概念。在當今社會，案件激增與司法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對于刑事案件，如果沒有合理的程序分流機制，均實行庭審實質化，那么，刑事審判系統可能難以承受之重，必然會造成案件的積壓，最終導致司法遲延，損害司法的權威性。這是實行程序分流的必要性。與此同時，在我國，程序多元化、程序分流有其可行性。據統計，近幾年，全國法院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生效判決占80%左右，判處拘役以下刑罰的占40%以上。而在這些案件中，大多數被告人是認罪的。因此，對于被告人認罪的輕微犯罪案件，在保障其合法權利前提下，要通過不起訴、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以及其他認罪認罰機制解決。也因為如此，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在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同時，也要求“完善刑事訴訟中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就此而言，程序分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等與審判中心不僅不矛盾，相反，幾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第二，審判中心與司法體制改革的關系。審判中心不單單是訴訟制度層面的改革，而應是包含訴訟制度、司法體制等多層面、立體化體系化工程的完善、構建。如果沒有相應配套機制的完善，如果沒有體系化工程的構建，審判中心可能成為水月鏡花。在此體系化工程中，確保審判權獨立行使是核心，“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是落腳點。2015年3月中央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中央政法委印發了《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應當說，這為審判權的依法獨立行使提供了政策性依據。但是，從目前來看，僅僅有政策性依據還不夠，還需要進行體制方面的改革，完善相關的法律如《法官法》以及相應的考評機制，以解除法官的后顧之憂，賦予其抵御外來干涉，尤其是黨政領導和法院內部人員干預案件的底氣、勇氣和魄力。

　　第三，實現審判中心，需要重點完善相關的訴訟制度或規則。如，要解決被告人不認罪認罰案件中，控辯雙方有爭議的關鍵證人出庭問題。不僅要明確哪些證人要出庭，不出庭的后果，而且還要明確應當出庭而不出庭的證人證言的程序性后果，即證據本身效力問題。有爭議的關鍵證人不出庭，不僅從實體上難以查明事實，而且在程序上還剝奪了被告人的質證權，如果審判階段采用了偵查階段的言詞證據，其本質還是偵查中心的變種。因此，這些書面的言詞證據原則上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另外，還需要完善辯護制度，尤其是法律援助制度。審判中心以及庭審實質化加劇了控辯雙方的對抗，尤其是在法庭上的對抗。如果沒有律師的幫助，庭審實質化實現的公正可能僅停留在形式層面上，而非實質意義上，甚至可能惡化被追訴人的處境。尤其在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沒有完善的辯護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有時很難保證被告人認罪的明智性和自愿性，有可能導致冤錯案件發生。因此，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無論是實現庭審實質化，還是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均需以完善的辯護制度和較為發達的法律援助制度為依托。

　　第四，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能降低定罪證明標準。完善我國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當在以推進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背景下進行。在任何案件中，均應遵從證據裁判規則。為了防止冤枉無辜，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證據方面的基本要求有二：一是僅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對其定罪;二是追訴和定罪應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如果辦案以口供為中心，或者不能嚴格把守定罪證據關，很有可能產生冤假錯案。近期發現的冤假錯案，如湖北的佘祥林案件、內蒙的呼格案件以及河北的聶樹斌案件等，均與過分依賴口供定案以及沒有達到定罪證明標準有直接關聯。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同于美國的辯訴交易。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中控辯雙方可就罪名、罪數和量刑三個方面進行交易。此種制度的理念基礎是，檢察官和被告人均被視為一方當事人，他們有權處分自己擁有的權力或權利。因此，只要二者達成合意，被告人“自愿”承認控方的指控，交易即為成立。由于文化、訴訟制度的理念基礎以及法治環境等方面不同，如果按照西方“辯訴交易”模式構建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可能放縱犯罪、冤枉無辜，也很有可能滋生司法腐敗，極大貶損我國的司法公信力。就此而言，我國不能照搬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因此，認罪認罰案件應當堅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定罪證明標準，不能因為其程序從簡而降低其證明標準，嚴防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過程中出現冤案、錯案。但是，在量刑方面，可以適當降低證明標準，以節約司法資源，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以上是我對推進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中相關問題的理解，請大家多多指正、批評!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