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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全國杰出青年法學家、武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何其生

尊敬的各位領導：

　　首先，我想表達一下感謝，感謝中國法學會的評審和認可，感謝武漢大學法學院對我的培養，也感謝我的家人長期對我的支持。

　　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問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問題不僅是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國際法律工作者的一個重要的話題，也是中國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問題。2014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增強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然而，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中，由于中國快速的發展，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如何進行自身定位。

　　在前不久關于外國民商事判決承認與執行公約的談判中，爭議之一就是知識產權問題，到底是持開放合作的態度，還是考慮到我國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有待進一步提高的情況，而采取相對保守的立場。立場的不同會直接影響我們在國際規則制定上的話語權問題，前者可能會有更多的合作，而后者則可能是獨樹一幟，或者附和者了了。

　　而在知識產權的問題上，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16年度世界知識產權指標》報告，中國首次在單一年度內提交了超過100萬件申請，成為首個年度專利申請量超百萬國家，專利申請量占全球總量近40%，超過美國與日本之和，這也是中國連續第五年蟬聯全球專利申請量之首。而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網站的披露，我國商標注冊申請量連續15年居世界第一。

　　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一方面，由于數量眾多，我們的知識產權人希望在全球得到有力的保護;另一方面，由于歷史原因和發展水平，我們在執法水平和保護力度上，又低于發達國家。這無疑讓知識產權領域的談判處于兩難境地，是立足于現狀還是展望未來，產生了不少爭議。對此問題，我想談兩點：

　　一是風物長宜放眼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時，我們的談判立場是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爭取200海里海洋權益的斗爭。然而，隨著中國逐漸成為海洋大國，我們就需要更多的自由航行空間，以及主張周邊海域的權利。

　　另外，始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談判，早期，我們的談判定位是資本輸入國一方，而不是資本輸出國一方。而從2015年起中國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今年6月，荷蘭海牙一個仲裁庭根據《中蒙投資保護協定》裁定：黑龍江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訴蒙古國政府案，中方敗訴。這一案件說明傳統的投資協定，對于中國資本走出去保護力度有待加強。而目前，我國至少有70個類似于《中蒙投資保護協定》這樣的協定。

　　結合南海問題引起的海洋法爭議以及近期的投資法案例，回首過去的談判，可能會有不同的認識或啟示。公約的談判無疑要立足于當下的國情，但也要考慮未來的發展。莫為浮云遮望眼、風物長宜放眼量。由于國內制度的落后以及立法上可能的相對遲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開放促進改革”的思路。在對外開放方面：“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

　　二是讓法律問題回歸法律。“法律的全球化與權利全球化之間的交叉，已成為全球治理的一個問題，這就需要考慮以什么樣的方式以及在什么程度上，使超越邊界的法律能夠或者應該對個體(包括國家、企業和個人)行為進行規范，而非濫用全球和地方權利對之進行保護?！?/span>

　　以知識產權為例，在面對美國和歐盟時，我們存在一定的壓力。在我國既不能說是知識產權發達國家，也不能忽視我們自身發展的情況下，根據知識產權自身的特點，來解決在相關規則制定中的難題，應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最后，我想說的是：一般而言，國際規則與國內規制的互動首先從國內開始。一國在世界上具有某一領域領導力的前提是在國內先推動相關政策。如果國內先行實施某項改革，再在國際上爭取合作，則更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國內沒有進行有效的改革，而先行推動其對外的領導力，或者是希望對外領導力倒逼國內政策的改變，經常產生不了預期效果，并可能損害國內改革的預期。因此，中國要成為國際規則制定中引領性的國家，應首先從內部改革本國的法律制度，立足于大國發展的理念，全面提升中國法治的全球競爭力。中國要引領國際規則的制定，即要以中國智慧來解決世界性的難題，不僅需要國內制度具有足夠的先進性，更需要中國方案能夠具有兼容性。

　　以上就是我的一點淺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