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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興能夠來到這么高大上的會議對王教授這篇論文作一個點評。王教授這篇論文我翻了一下，非常長，通過剛才他給大家的報告可以看出他對這個領域做了一個非常深度的研究，這篇論文試圖通過民法的思維來解決現在農村治理也好，農村集體所有權實現這樣一個很難的問題。大家知道農民集體所有它的實現問題一直是一個困擾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問題，這篇文章把農民集體成員權作為落實農民集體所有權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我認為這樣一個觀點非常正確。這樣一個成員權需要通過一個組織來實現，通過集體決議的方式來實現，這個集體決議的規制就關系到成員權的實現，也就關系到集體所有權的實現。因此，在民法總則規定了集體決議行為這樣的情況下，能夠很敏銳地結合農村集體決議對它做一個研究，這是一個非常有創新，有研究影響的論文。

　　大家知道農村集體問題非常得復雜，我就這個論文或者說他這些觀點提出一些和王教授商榷的地方。

　　農民集體成員到底是什么的成員？成員權到底是什么的成員？農民集體到底是什么？是村民的成員權，還是農民集體土地所有也好，農村集體資產所有的成員權，還是農民集體組織的成員權。各種文件的表述存在差異、不同，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是研究的重點，王教授注意到了農民集體，這是一個抽象的存在，它需要通過一種組織來實現。這個組織到底是誰？是不是農民集體組織？在他看來好像也不能這樣對應到集體經濟組織，也不能說農民存在集體經濟組織，它的成員權就是我們所考慮的成員權，這點他是否定的態度，但是問題在于農民集體的成員權到底落在什么地方？它是一個經濟組織還是一個村民自治組織？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大家知道任何一個治理，它要區別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沿著讓我們的政治權利歸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歸經濟權利這樣一個方向來的。如果農村集體自治，繼續沿著把經濟權利和社會管理或者政治權利融為一體的方向發展，我認為是沒有出路的，因為大家知道一個社會的規則一定要區別出來是經濟權利還是政治權利，還是社會管理的權利。在我看來，村民自治是基于這個村基層社會管理而產生的一種組織，而成員權這樣一個概念的提出旨在實現集體經濟或者集體所有權的一種表達方式，試圖讓這個虛化的集體所有權轉化為農民能夠感覺到它是集體的成員，通過成員權來實現它的所有權，來行使它的所有權。實際上也就是說成員權本質上在我看來應該是集體成員集體所有的一種實現方式，它應該朝著純化為經濟權利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把它直接作為成員權變成了村治理，我認為它是一個大治理體系里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肯定不是民主政治基層管理的實現方式。如何區分這樣一個東西才是鄉村治理是很重要的前提，所以成員權的定性很重要。你到底是定位在說不清楚的權利還是經濟權利，你的努力方向應該是去身份、去社會保障，讓這個成員權成為一種經濟權利，至于這個權利這種決策民主的問題我完全同意王雷教授的看法，要引入決議行為的一套規則來實現它。

　　在這樣一個定性下，決議行為實現的載體，它通過什么樣的會議方式，通過什么樣的權利機構來實現？是不是還是像這篇論文講到的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來實現，我是有疑問的。如果你覺得它不是社會自治，村民自治的一種方式的話，它就不應該通過這樣的機構來實現，所以決議行為實現的載體的重塑是成員權實現的重要組成部分。你如何塑造這樣的載體，我非常同意，成員權如果實現不了，經濟成員的利益就無法得到保障，這樣的權利塑造是今后需要解決的問題。

　　雖然我總體上認同他的脈絡，但是我總覺得改革應該區分經濟權利、政治權利、社會自治和經濟權利實現的規則，分開的方式，所以我不太贊同把集體成員、集體決議籠統地作為鄉村治理體系實現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許我這個觀點本身也值得商榷，但是至少也是我長期研究農村治理體系的一種看法，我就評議到這里，不好意思，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