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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領導、專家：

????? 大家下午好。會前對劉源的文章我也是認真地拜讀了一下，很有啟發。

　　我想從三個方面作一個點評，順便談一下我對楓橋經驗的看法。

　　第一，楓橋經驗的學術問題意識。

　　第二，當代楓橋經驗的實踐創新。

　　第三，楓橋經驗貢獻社會治理的中國智慧。

　　第一，關于楓橋經驗的學術問題意識。今天上午很多領導都發了言，專家做了主旨演講，我們講時隔半個多世紀，兩代領導人先后對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批示，顯示共產黨人對于群眾路線優良傳統的堅持和重視，我們講這一一優良傳統確實我們應該發揚光大的，同時我們講這種中國經驗也跟我們學術界提出了新的任務和問題。楓橋經驗如何與新時期的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相適應？因為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們國家正處于社會主義集體化時期，該時期農民受到嚴格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管理，是依附于公社的社員，城鎮居民則幾乎都是依附于各種類型單位的單位人。在這樣的熟人社會和緊密型社區下，由于經濟關系較為簡單，糾紛較少，且大都能在社區或單位內部依靠群眾或干部得以解決，很少會鬧到政府或法院討個說法，因此能夠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之大變局，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熟人社會逐漸解體，陌生人社會逐漸形成，而各類經濟糾紛日益劇增，社會矛盾復雜激烈。傳統的族長、長老、鄉紳等社區權威已經退出歷史舞臺，集體化時代村干部的權威也隨著國家權力從基層后撤而大大削弱，運用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傳統調解方式已經很難發揮作用。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需求更加熱烈，如何回應新時代的這種需求，成為當代楓橋經驗亟需回答的問題。

　　正是這種背景構成了劉源這篇論文的問題意識，即如何實現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升級，作者立足實踐正確指出了新時代發展楓橋經驗所面臨的主要挑戰：陌生人社會的人口頻繁流動削弱了楓橋經驗的社會基礎，而市場經濟發展削弱了楓橋經驗的合法性認同基礎，群眾權利意識的高漲使得其對傳統社會權威的信任和遵從度降低。而如何回應這種挑戰，正是這篇論文的價值所在，因此，這篇論文的選題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現實感。

　　第二，當代楓橋經驗的理念創新和實踐創新。要適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使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理念繼續發揮作用，就必須升級楓橋經驗，通過制度創新使其適應社會矛盾的新變化。劉源的論文提出了構建“多元解紛+多維解紛”體系的方向，這是符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要求的思路。楓橋經驗最主要的方式方法是調解，尤其是訴訟外調解。因此，在多元解紛體系的建構中，最為重要的一環是如何提高調解的實效性。要實現楓橋經驗的新升級，有三個方面不可或缺：

　　首先要樹立現代調解的新理念和新思維?，F代調解理念既不同于改革開放之前傳統調解所追求的簡單妥協甚至“和稀泥”，而主要是一種法制化、規范化調解。無論是人民調解，還是行政調解、行業調解、商事調解等等，所打造的是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共同體，而非利益對抗體，所追求的是動態利益觀，而非靜態利益觀，所堅持的是綜合性思維，而非切片式思維，是向前看思維，而非向后看思維，及最終目的是實現糾紛的一攬子的解決和徹底性治愈，以高效、靈活、合作、經濟的方式最快實現雙方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恢復社會共同體秩序。這也是升級楓橋經驗應該具備的新理念和新思維。

　　其次要發展多元化社會調解體系。上世紀的楓橋經驗主要依賴于人民調解，而傳統的人民調解主要依托的載體主要是村居兩委的調解委員會。這種組織形式的調解領域具有狹窄性，主要局限于基層地域轄區內婚姻、家庭鄰里等簡單民事糾紛，缺乏解決復雜糾紛的能力，難以應對現代市場經濟跨地域、多樣性、復雜性的糾紛形態。而當前我國調解話語實踐中存在人民調解泛化現象，混淆了行業調解、商事調解、律師調解等多元社會調解類型的法律地位和個性特點。為適應轉型時期社會矛盾的新情況、新問題，必須在傳統人民調解之外，完善行業調解、商事調解、仲裁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元調解法律體系，實現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資源整合和功能銜接。同時，創新組織體系，構建相互補充、相互銜接的調解網絡體系。

　　再次要加強現代調解的職業化和市場化建設。楓橋經驗經歷半個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遷，面對現代商業社會中越來越專業化和復雜化的糾紛，調解專業化、職業化是新時代的必然趨勢。不久前，六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人民調解員隊伍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要通過職業保障、職業培訓等方式，大力加強專職人民調解員隊伍建設，設立醫患糾紛，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知識產權等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委員會，旨在提高調解解決糾紛的能力。此外，發展現代社會調解必須走差異化道路，在堅持人民調解公益性屬性的同時，應當支持和鼓勵商事調解、行業調解、律師調解的市場化運作，這是吸引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糾紛化解、推動社會調解從政府主導型向社會自治型轉變的重要舉措。這一點，劉源的論文也有很好的論證。

　　第三，用楓橋經驗貢獻社會治理的中國智慧。在全球化背景下，楓橋經驗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系的極佳制度樣本。人民調解制度既是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的創造性實踐，也契合中華民族和合主義文化傳統，作為東方之花的人民調解是中華法系正義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恰恰是在這一問題上，受到西方中心主義和本土東方主義話語體系的宰治，很多人容易把中國的調解傳統棄之如敝履，而從西方晚近興起的ADR運動中去尋求正當性支持。這是必須走出的理論誤區，新時代發展楓橋經驗必須擺脫西方法學話語體系的影響，以高度的理論自覺貢獻矛盾化解、基層治理的中國智慧或中國方案。

　　首先，楓橋經驗所蘊藏的第三領域的簡約治理理念為中國獨有。西方社會長期奉行國家與社會、非官即民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而中國社會則明顯不同于此，而是承認國家與社會之間、官府與民間之間存在互動的第三領域。著名法史學者黃宗智教授的經驗研究有力證明，中國的治理體系從古代、近現代到當代，都展示了簡約治理的理念，高度依賴非正式和半正式的社會調解機制，并且由此產生了多種多樣的第三領域的治理社會。楓橋經驗的經驗做法正體現了第三領域的簡約治理理念，這是值得進一步深入挖掘的學術資源。

　　其次，楓橋經驗所體現的全民共建共治共享五世的社會治理理念為中國所獨有。全民意味著國家、社會、公民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共建意味著國家、社會、公民之間在社會治理中的相互作用關系，共享意味著社會治理的成果由社會共同體獲得。社會矛盾糾紛主體的復雜化意味著調解主體的多元化，單純依靠國家或社會都無法有效應對，因此，新時代楓橋經驗通過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把黨委、政府、司法、機關、社會組織等多元力量整合聯動，這是西方社會治理無法做到的。西方的ADR機制與國家正式司法體系保持嚴格分離，而無法做到類似楓橋經驗的社會治理資源整合。

　　因此，我們在提煉楓橋經驗、發展楓橋經驗時，盡管可以借鑒但不必比附西方ADR理論來論證中國楓橋經驗的正當性或合法性，而完全可以從社會治理的歷史傳統、群眾路線的革命傳統、多元共治的當代實踐中挖掘理論資源，闡明中國法理，發出中國聲音，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系。這一點是劉源的論文在借鑒域外經驗升級楓橋經驗時應該保持反思之處，也是這篇論文在理論深度上有待進一步提升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