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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應該有12分鐘，沈老師說可以多一點，我還是盡量在10分鐘，也許超一點，沒有你那么克制。薛永毅這篇文章我是參加評審的，這次關于楓橋經驗的征文比賽我大致看了一下，包括今天會議發的資料，可以說有三種研究進路：

　　一種是一般理論、概念式的梳理，包括思想脈絡梳理，也可能是在一個現行的階段中，包括對歷史概念的演進，一種思想的發展等等。這可以說是純粹法理學的研究進路。另外還有一種研究是實證的田野調查，非常不錯，有調查的數據和故事，再從理論上進行探討。還有一種是一些地方的經驗和楓橋經驗的一種造詣等等，強調本地的一種特殊的自己的嘗試等等。我把小薛他的文章放在第三類，但是他又有這些特點，它可以說是一個個人史，有點像大的歷史的背景，跟這樣一種背景對話，但是重點在一兩個個人的獨特的生命的體驗，這個挺有意義的。對于我們法制史來講，現在也有這個研究了，剛剛開始。從理論上，它也是一個個案到理論的問題。我覺得這次他這個文章能夠在研究進路上獨辟蹊徑，方法上有所創新，而且做得相當成功，把延安時期的代表和今天楓橋經驗作對比。楓橋經驗有很多方面，早上我們聽到了很多方面跟刑事有關系，但是調解基本上是人民隊伍矛盾或者民事的矛盾，跟這樣一個調解能手兩個人在不同時期做一個對照，這個研究路徑上是很有特色的。

　　第二，它這個偏民事的，從楓橋經驗來講，它的治安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可以這么講，民事在最初可能不是楓橋經驗最主要的部分，但是現在新時期可以說刑事治安已經不是最主打的，最主要的還是像糾紛的解決或者是一個和諧平安的基層生活自信、生產自信、社會自信的實現，以這樣一種角度來切入，調解是它第二個很重要的。小薛這篇文章梳理了兩個不同的調解人，首先有一點很有意思，這兩個人都是有政府背景，郭維德是參軍，而且當時是民兵，一個領導干部，排長，最后在國家這個系統里面做到正局級了。當年他20多歲的時候，因為我們陜北養不了那么多干部，其實很多這樣的苗子或者說積極分子，很年輕，黨在培養，他其實是類似于那種苗子，他在調解里面作工作，后來變成一個區的勞模，也不是陜南最中心的地區，但是他服從于戰爭環境和陜北當年的艱苦，純粹是農業那樣的環境。后面這位叫楊光照，楊光照本來是警察，他也是做所謂的像治安調解，跟治安有關系，純粹是民事的，做到退休以后成立工作室，當了志愿者協會的副主席，一直到退了休還在發揮作用，他58歲還在崗位上。他們在某種意義上都代表國家或者共產黨，是我們黨的積極分子，最后就是共產黨員，然后他又是在體制內，這點也很有啟示意義，中國的調解包括今天也有人講到背景就是國家，特別重要，有純粹的民間，純粹的跟國家沒有任何關系的調解在中國確實相當困難，所以綜合治理國家和社會一個良性的循環，其實這里面就體現出來了。

　　第三，這個調解為什么？或者采取什么樣的方法，指向什么樣的規則？達到什么樣的目的？這個也是很有啟示。雖然這兩個人，一個是共產黨艱苦經營那個時候發掘出來的人，一個是楓橋經驗中多元化、專業性主體中的個體，而且高度依靠法律，高度依靠專業，從法律專業一直到信息技術新的科技這樣的發展，但里面還是有一些線索可尋。中國傳統的調解這個就源遠流長了，總的來說是一個總體性的工作，無論是國家還是地區還是一個村，首先要想到整個盤子，如果是一個全國的盤子，一個大的區域，這里面所有的人際關系，所有這里面的人際交往的規則都要濃縮到一個具體的糾紛或者兩家人，兩個人之間的矛盾中，去加以綜合解決，來達到平衡。從一種前提，整體走向個體的思維，這個跟西方完全不一樣，它是從個人的前提，然后兩個人，最后擴展到全社會或者國家，甚至全世界。這一點有沒有變化？我覺得好像沒有變化。這個特別重要，要說本土化這可能是個特別重要的，但是它差異還很大，從一開始強調打擊敵人，首先要看敵人，有些是錯誤的，但是指向是這樣。但是后來越來越走向合作共贏、專業、分工，這個內容確實區別蠻大的，現在是一種合作共存，某種意義上反過來說不是一個改變現狀的模式，而是有點像回到以前那種，跟楓橋經驗最初出現的知青又不一樣，所以這里面還有很多可深挖的東西，時間到了，講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