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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領導老師、各位法學界前輩：

　　大家好，非常感謝組委會給我這么寶貴的發言機會，能讓我匯報一點我的想法，我匯報的題目是《濟南“創城”環境下流動攤販生存權保障的理性思考》，下面我將從選題依據、研究方法、分析步驟和主要觀點四個方面進行匯報。

　　（一）第一方面是為什么選這個論題。

　　起初，我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去年在做暑假工的時候，由于創城的影響，連早上吃早餐的地方都找不見了；后來在校門口，又親眼目睹了執法者給兩個攤販開罰單，罰完之后，賣水果的老大媽就問賣玉米的老大爺“你被罰了多少錢？”老大爺說“100塊，我這一車的玉米還不到100塊呢”，老大媽“我也被罰了50”。兩位滿頭白發的老年人擺攤擺到晚上十點多鐘，我覺得這絕不是一種情懷，而是謀生。對這樣生活窘迫的一類人進行罰款總覺得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回過頭來想一想，執法者是也是在代表政府依法治理城市，他們沒有任何錯；那我想，這其中一定是出現了矛盾。

　　我們知道，攤販管理一直以來都是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的一個頑疾，特別是近年來在“創城”熱潮的影響之下，攤販問題也變得更加棘手，城管與流動攤販間沖突愈加頻發，流動攤販作為弱勢一方，其生存權的保障處在一個相對堪憂的地位。從人權保障的角度來考慮，要想在今后創城的大潮流之中最大限度的保障攤販生存，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自然有其必要性；此外，從城市安全系數的角度來考慮，攤販可以看做是保護城市的一道屏障，他們能夠促進社會和諧。如果大肆驅趕城市中的流動攤販，將其生存置于不顧，就相當于丟掉了保護城市的一道屏障，將使得社會處于一個潛在的不穩定狀態之中，所以探索一條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是勢在必行。

　　協調城市治理與攤販生存這一問題不論在理論界還是在實務界都有著廣泛的關注；針對這一問題，理論界存在著大量的研究，對城市管理和攤販生存保障這兩個眼下的“矛盾體”進行了分析；而且基本達成一個共識就是把流動攤販的生存保障置于城市治理之前。而在實務中，目前基本上是存在一個由堵到疏，由硬執法向軟執法轉變的趨勢，但盡管如此，矛盾依然還是尖銳。

　　我通過對濟南當地的一些攤販市場的調查考證和理論研究，發現了一些現實存在的矛盾，所以試圖從現有的矛盾入手來探索一些相對有效的化解路徑，在實現攤販生存保障的同時，也兼顧到城市的有效治理。

　　（二）第二方面是研究的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的是調查研究法和歸納總結的方法。

　　調查研究法是科學研究中的一個常用的方法，可以相對高效的獲得最新、最可靠的資料和消息。本文就是要通過對濟南一些被取締了的大型市場和一些仍存在的市場或者夜市進行實地的調查研究，來掌握當地流動攤販的現狀，并根據相應的調查結果和掌握的情況來歸納現有矛盾，進而總結相應的策略；提出本文的主要觀點。

　　（三）第三方面是分析的步驟。

　　主要分為四步。

　　第一步主要是先闡述濟南創城環境給流動攤販帶來的各種影響；利用調查研究的結果，展示了濟南創城以來百余個大型夜市或市場被集中取締的情況，致使流動攤販經營區域、經營范圍和攤販數量的驟減；然后結合濟南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的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對攤販違法經營責任后果的承擔及自身義務履行進行分析。這一過程主要是通過調查結果來論證流動攤販的生存與發展是處在一個較高成本和較大壓力的現狀之下的。

　　第二步是結合相關調查，來分析濟南現有攤販治理模式的矛盾及成因；最大的矛盾就是流動攤販違法經營與生存權間的矛盾，當然致使這一主要矛盾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像是有法與不依、依法經營與收入不可觀、經營素質偏低與政府要求偏高等等，通過對這些基本矛盾的分析，以便探尋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三步是進行借鑒，列舉國內外解決這一問題較有成效的幾種模式；借鑒一些較成功的典例可以使得政府在處理攤販問題上，能在最低的成本之下實現最大的治理效益。在這一部分中，我了解到了國內外的各種各樣的管理模式，最終選定北京、上海、南京、臺灣、美國、法國、韓國這七個地方的治理模式，相對來說更具人性化、實效化，可操作性更強一些。特別是韓國的模式，將一個城市劃分為“絕對禁止區域”、“相對禁止區域”和“誘導區域”，被我國很多地方政府沿用。

　　第四步是進行思考，結合前三個步驟的內容對如何兼顧城市治理與攤販生存發表自己的觀點。

　　（四）第四部分是我的主要觀點。

　　對于如何兼顧城市市容與攤販生存，即處理好攤販違法經營與其生存權之間的矛盾。我主要從立法、執法、普法及攤販自身四個角度進行了思考。

　　第一，在立法上；首先應當盡可能進行國家層面上的立法，對攤販懲治處理劃定一個明確的范圍或界限，以避免地方政府濫用權力，過度侵犯流動攤販的生存權益。因為就目前來看，我國對于流動攤販的治理缺乏統一的立法指導，且偏重于地方立法，根據《個體工商戶條例》的規定，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的管理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規定；這樣的規定難免有些模糊，并不能進行實質的指導。其次，立法者還需轉變立法思維，化身攤販來思考問題，積極探索新型治理模式；同時提高立法的提高公眾參與度，特別是流動攤販的參與度，要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從實踐來看，目前存在的絕大多數的地方立法都偏重于負擔而缺少授益；所以致使有法不依的窘境一直存在。提高立法的公眾參與度，不僅僅是合理行政的要求，更是政府治理城市的一條捷徑。

　　第二，在執法上；首先要明確執法的權限。包括處罰的權限和管轄的權限；明確處罰權限，能有效遏制亂收費現象的滋生，明確管轄的權限，能有效解決交界地帶存在的多頭處罰和職責推卸的問題；其次，要保證執法的程序正當，這也是合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包括向流動攤販說明處罰行為的根據、理由，聽取被罰流動攤販的陳述、申辯，告知相應的救濟途徑。在實踐中，不說明事實理由、不告知陳述、申辯的機會，不提供救濟途徑的現象是大量存在的，而要求攤販都清楚自身具有的這些權利并不具有合理性，所以攤販陳述、申辯等權力的行使和救濟渠道的得知完全依靠于執法者的正當程序，所以要維護好流動攤販的生存權益必須要保證執法的程序正當。再者，還要杜絕流氓式的執法，組建高素質的執法隊伍。杜絕銜煙酗酒上崗、辱罵等不文明的執法行為，實現流動攤販的合法經營靠的是攤販對于道德和法律的信服，而不是執法者的威脅和恐嚇。

　　第三，在普法上；城管普法是一種溫和且相對高效的治理手段，從理論上講至少可以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供以使用。法律是一種行為規范，規范性是它的首要特征，它為人們的行為提供模式、標準、樣式和方向。假若人們不知曉法律，不懂法，那么法律自帶的規范作用便無法發揮其價值。而現實恰恰如此，因為絕大多是的流動攤販都是法盲，他們知道占道經營或是無照經營等行為是不對的，但卻不知道這已經違法或是知道違法但卻不知道將面臨何種處罰，這就使得他們脫離了法律的規范，同時也使得法律的威懾作用失去了價值。除此之外，像是對于創城這一類的政策，如果攤販們不了解，他們便很難真正的參與進去；如果執法者主動去為流動攤販普及法律知識和解讀相關的政策動向，將流動攤販置于一種遍地普法的環境之下，不僅可以使得攤販感受到法律的威懾或是產生創城的責任感，還能促使攤販對政府愈加體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上面提到的有法不依、經營素質偏低與政府要求較高之間的矛盾，進而實現從根本上醫治攤販問題的“頑疾”。

　　第四，在攤販自身上；攤販要增強維權和束己的意識。有效的維權靠的并不是無理取鬧和暴力抗法，而是要善用法律手段；增強維權意識要求攤販要積極去了解法律，在執法者違反程序或超越權限執法的時候能拿出法律依據來進行維權，避免自己陷入被動，如此攤販才能在最大限度內保障其生存權益。其次就是束己，攤販問題自然源于攤販自身，一系列不合法經營問題是引發政府與攤販矛盾的直接根源，攤販若能主動維護城市秩序，政府的治理問題何來？攤販若想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其自身積極去履行相關義務也是一個絕不可忽略的因素。

　　以上是我的匯報，初來乍到，還請給各位前輩海涵；不足之處，望前輩批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