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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中國法學青年論壇組委會提供的機會。在此向各位報告，希望得到批評指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糾紛激增，法律工具治理功能愈顯重要。八十年代“兩手抓”的國策，塑造了新時期中國法制的救世品格。此種“救世”圍繞民眾生活轉型建構一套細密精致、務實管用的法律治理體系，形塑了40年來中國政法工作的主流。學者開始投入到糾紛解決的機制研究，相關成果不可計數。

　　90年代末，改革進入深水區，出現大量難辦案件。廣大民眾對公平正義的抽象訴求越來越具體化，法制規范的健全讓其對正式糾紛解決方式充滿期待。但司法體制改革相對滯后，供給遠遠跟不上需求。在此情形下，司法機關不想過度承載，ADR正好滿足了這種需求。社會主體也想借此填空補缺、發揮作用，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等理論紅極一時。法治頂層設計方案秉持全局思維，既不想讓司法系統卸責，也不愿民間力量失序，于是強調以司法為中心的解紛系統構建，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級框架"。于是，ADR本來是一種替代性糾紛解決的話語，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演化為現今的主流概念：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這個“化”字表明，之前的糾紛解決大都是政府主導的，而今卻是多中心的--在很多中國學者眼里，西方"治理"概念的精髓正在于此。毋庸多言，多元化的目標正是多元，多元化的表達，暗含對現狀的事實判斷--中國現今仍未形成真正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需要一個進化發展過程--其后的理想圖景不言而喻：社會多元決定了法的多元，而法律多元又決定了通過法律的糾紛解決之多元。

　　新世紀中國法學格局產生重大變化，法社會學和社會學法學興起，讓此種思路為越來越多的學人接受，并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研究范式。作為法理學研究者，質疑和反思也因此而起。法律固然離不開社會的滋養，但究其本源，實證意義上的法律乃是當社會進化到一定階段，出現不可調和矛盾，方才出現的權威壓制系統?；蛟S，法的社會性與國家性面向的是不同的問題。社會法取代國家法，不過是一種學理上的幻想。

　　法理與法律不同，法理可以多元闡釋，法律應當維系統一。用卡夫卡的語言，法的源代碼被高度壟斷，法的秘密只為一小部分人知曉。既然法的奧秘深不可知，任何在法律門前游動的生靈，都需要經過法的正式召喚，守門人的職責，不是縱放，而是禁止?！伴T”的隱喻是多重的，既是允許，也是禁止。允許，必須經過禁止；自由，必須接受規則的規訓。

　　鄉下人和守門人的持久戰，可視為一個尋求法律救濟的多維敘事。在故事中，原有糾紛被暫時擱置，一切都有待法的出場?，F實時空被法的魔力凝固靜止，而當下發生的卻是新的紛爭進程。原來的糾紛主題不再緊要，除了鄉下人，沒有人關心他的事情。即使鄉下人自己，在多年的博弈中，似乎也淡忘了原來的一切。他的眼里，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讓守門人大發慈悲，讓他進入法的大門。他一開始試圖闖進去，守門人對此深表不屑。后來試圖以賄賂方式混進去，守門人對他的陰謀心知肚明，既收了禮也不放行。最后，他用一生的時間與守門人交談，用了最為致命的絕殺技：情感動員。守門人終于在他臨死之際道出了實情：這門是為你而開，并專為你而開，但現在我要把它關上了。

　　法的根基一元，但通向法的門徑，并非一元。正如達致真理的道路有很多條，條條通羅馬。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會呈現一種“根本解決”的迷思？對過往糾葛的救濟，又會引發一系列的更大麻煩？為什么此路不通，仍迷信此路，愈挫愈勇？人們對"元法"的迷戀，與人性固有的偏執相關。人們對最高法理的癡迷，是法律正義得以成立的根基，也是無數學者、理論家、法律人、政治家探尋的奧妙。追尋法的最后真理并沒有錯，關鍵在于，要得其門而入，必須根據糾紛的實況，從主體、客體、行動策略各方面選擇最優的路徑。

　　由此，關于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法理反思，具備了重述的可能。通過對大量研究成果的綜合分析，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建立起來。

　　首先是糾紛主體的視閾拓展：從當事人中心轉向關系人網絡，特別是治理主體應當成為糾紛解決法制的調控重心。其次，糾紛客體的情欲出場，提醒我們認真對待比利益沖突更深層、也更顯在和普遍的情欲矛盾。我在一篇以西游記為素材的研究文章中，曾深入分析過這個主題，當時構造的分析圖式與當今中國難解糾紛（如醫鬧）的訴求邏輯不無契合之處。最后是糾紛行動的策略凸顯。既然人的情欲矛盾是推動糾紛演進的核心動力，行動主體的相關策略，勢必具有鮮活的情感主義特征。對此，已有很多研究作了探討，但多數都以集體行動/社會運動的研究范式為遵循，對日常生活中的情欲策略缺少系統總結。為進一步深化對這個重大問題的研究，論文隨機選擇了兩個案例，結合中國糾紛解決機制的實際，討論了糾紛過程的文化深描問題。這一部分存在很多不足，希望大家多提寶貴意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篇論文雖多次修改，但仍是一個極不成熟的文稿。我本想以楓橋經驗為例，闡釋這個宏大的理論主題，但時間不夠，學養不足，缺少調查研究，最終未能完成。本文的初衷，只是希望提供一種新的思路，通過分析框架的重塑更好闡釋中國問題、反思中國經驗，為日后實證研究充當一塊理論的墊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