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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談一下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在談之前還是要首先表揚朱玉梅這篇文章寫得蠻不錯的，邏輯非常清晰，有創新和自己的觀點，充分顯示反映了一個博士生的學術潛質。首先說研究方法，這篇文章寫的是“楓橋經驗”，“楓橋經驗”鮮明的是問題導向的，寫這樣的文章最好到楓橋去看看，全國各地楓橋經驗實踐看一看調研調研，不知道朱同學去過楓橋沒有？

　　楓橋經驗主體上，在座的陳冀平會長最有發言權，他去楓橋不下10次，可能在座的沒有超過10次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寫湖南農民考察報告都是調查出來的，為什么2012年一批法學家提出中國法學實踐這個學術詞匯，就是解決我們要以問題為導向，以中國問題為導向，以實證時間為研究方法，走近實踐與實踐為師，以這個方法來做才可以解決這一類中國鮮明特色的問題。如果你去調查，可能寫作的方法會變掉。

　　第二個你講的關于新楓橋經驗時代內涵的問題，今天上午文顯會長已經在會場做了非常精辟的闡述，闡述得非常好，把定義以及元素都講清楚了你這個可能有三點概括。文顯會長說了五點，黨建引領人民主體，三治結合共建共治共享，平安和諧，對于楓橋經驗應該有兩點定位寫文章之前必須把握。

　　第一點應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一種治理經驗，所以后面有兩句話毛澤東催生了“楓橋經驗”，一個是習近平發展了“楓橋經驗”，新時代“楓橋經驗”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楓橋經驗”是中國基層治理經驗，是中國基層治理一個非常成功的樣本，是中國治理經驗治理的一種模式，楓橋是發源地，浙江全國推廣，形成中國的樣本，在這個前提下再去研究楓橋經驗。今后研究“楓橋經驗”應該有這么一個前提，才能在治理體系上有國際上的話語權，才可以對這一大批人投入進去研究有時代意義。這是關于定位。

　　關于“楓橋經驗”你已經談到了新“楓橋經驗”。這里面有三個詞匯應該搞清楚，一個是“楓橋經驗”，一個是新“楓橋經驗”，一個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用“楓橋經驗”可以前面框定一個概念狹義的“楓橋經驗”，指毛澤東那個時代20世紀60年代浙江楓橋地區干部群眾創造的，依靠人民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這是狹義的“楓橋經驗”。新“楓橋經驗”，我記得我是2015年到“楓橋經驗”帶的外國學生調研，調研提出一個新“楓橋經驗”，當時沒有新時代。我覺得“楓橋經驗”就是你今天寫的這篇文章提出的新的“楓橋經驗”這個轉型，這個轉型以法治為核心。新“楓橋經驗”現在是用的。現在出現了一個新時代，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定義就不一樣了，新時代“楓橋經驗”應該是以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以堅持人民為中心，依靠人民群眾，充分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法化解矛盾促進和解，引領風尚，保障發展，化解矛盾里面有一個詞，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這種新時代的“楓橋經驗”和前面的“楓橋經驗”應該有所區分。這是關于“楓橋經驗”怎么理解它的。

　　第三關于“楓橋經驗”的劃分問題，前面三個你也三個，你的時間段比較模糊，應該清晰一點。毛澤東的時代應該是化解敵我矛盾是一個管制階段，中間階段習近平新時代劃分2012年以前，毛澤東之后這段時間是管理階段。2012年之后到現在為止是一個治理階段，這個階段這么劃分應該是比較清晰的。

　　第四關于楓橋經驗法治在新時代“楓橋經驗”里面的定位問題，只有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核心內容都在十九大報告里面，三治，三共，四化。包括前面黨建引領，黨的領導。其實這里面關鍵詞匯就是法治，寫這篇文章的意義我是非?？隙ǖ模趺慈フf法治是它的核心作用？三句話應該是自治是一種基礎，自治應該從兩個內容去理解，一個內容應該是村民自治這種在目前法律框架下民族制度的自治，第二種自治作為社會組織，作為主要主體上的自治應該凸顯，新時代如果社會組織不發達這個制度是不會發出來了，從這兩個意義上來講主要內容能夠抓得住。法治是一個本的問題，法治為本，整個治理將來整個框架支柱一定是法治，德治為先，所有事情有更高的標準，引領風尚的概念。自治德治法治三者借鑒是分明隔不開來的。

　　成本問題挺好，但是沒有展開分析，有一個觀點可能有一點誤區，你說治理成本相對較高，成本為什么會低？人民調解調解也好，法治也好，主要的目標是為了善治，調解成本一定低的，法治成本也是低的，調解是低成本的，什么是最好的法律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法律一定是最好的法律，法治一定是低成本的，善治是低成本的，你要成本低，為什么成本低分析出來了，所以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