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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領導、老師：

　　上午好！我報告的題目是《新時代“楓橋經驗”與傳統善治文化的繼承與創新--以新鄉賢參與治理為視角》，這篇文章從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理論提升著眼。五十五年來，“楓橋經驗”不斷與時俱進，在始終堅守群眾路線的基礎上積極融合新的發展理念，持續豐富和改進工作方法，成為既體現中央精神，又反映務實本色；既創新治理模式，又保持人文關懷；既維護社會秩序和諧穩定，又促進經濟文化繁榮發展的基層社會治理的成功經驗。特別是十八大以來，諸暨干部群眾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新時代“楓橋經驗”。新鄉賢參與治理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內容，是在傳承中國傳統善治文化、構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基層善治體系與“發揮新鄉賢作用”等多元背景下，進行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特殊形式。

　　文章第一部分簡要回顧和總結了中國傳統善治文化與基層治理經驗。在傳統善治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的基層治理以善治為追求，以德法并舉的治國方略為指導，以鄉賢為治理主體，自覺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德法共治的基層治理模式。這一模式的治理職能主要體現在：一、德治優位，賢能治理。二、德法并舉，息訟止爭。三、盛行調解，致力和諧。需要指出的是，同樣追求善治的新時代“楓橋經驗”中德治、法治、自治及鄉賢參與治理，與中國傳統善治文化及鄉賢治理經驗不管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質上都不盡相同，新時代“楓橋經驗”中鄉賢參與治理是對中國善治文化與鄉賢治理傳統的繼承與超越。

　　文章第二部分著重分析諸暨新鄉賢參與治理的具體實踐。新鄉賢文化首先復興于浙江，復興于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創新發展中。諸暨市將“本村本土的老黨員、老干部、道德模范、企業法人、‘返鄉走親’機關干部、社會工作者、經濟文化能人、教育科研人員以及在農村創業建設的外來生產經營管理人才”等鄉村精英納入新鄉賢隊伍，激發群眾智慧，一舉改變基層治理面貌。早在2014年，《光明日報》就推出專欄報道以“愛家愛鄉、守望相助、誠信敬業、平等包容”為內涵的諸暨鄉賢文化。

　　新時代“楓橋經驗”中新鄉賢參與治理主要有以下事例：一是參與中華孝德文化弘揚，二是參與地域特色文化傳承，三是參與調解機制創新，四是參與群體性糾紛的預防與化解。不難發現，堅持德治、法治、自治相統一，追求鄉村善治，是新鄉賢參與治理的“楓橋經驗”之基本路徑。新鄉賢在職能發揮上，體現出德治、法治、自治的有機結合。不管是依托政府鼓勵成立的鄉賢參事會、社會組織自發成立的鄉賢協會、法院系統特別組建的鄉賢調解組織，其主要參與的活動，一是代表群眾利益，參與村民會議，促進村務公開與基層自治能力的提升；二是參與村規民約的實施與完善，即在規范的執行與改進方面發揮作用；三是調解各類矛盾，避免“矛盾上交”，穩定基層社會秩序，特別是鄉賢調解已經成為人民調解的重要補充和多元糾紛化解機制的重要內容，其具備人民調解不能替代的作用，如通過道德感化與釋法明理，對涉“孝”糾紛的解決更能深入人心；四是進行文化宣傳和道德引領，傳承中國古代以德治本、以德化人、以德化俗的治理文化，不僅對特殊群體、刑滿釋放人員有著道德觀念、價值觀念的重塑作用，也對普通人有趨利避害、遠惡遷善的教化功用，這就有助于從源頭預防矛盾糾紛的發生。因而，德治、法治、自治三條路徑的殊途同歸，體現出新鄉賢在傳承傳統文化，營造文明鄉風，以道德治理感化人心，以法律治理修復人際關系，以參與自治維護鄉民利益等方面的突出貢獻。而以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方式參與治理，也凸顯出新時代“楓橋經驗”中新鄉賢參與治理最具人文關懷、最顯法治文明的與政治文明，發揮出綜合治理的獨特優勢。

　　文章第三、四部分對新時代“楓橋經驗”中新鄉賢參與治理的時代內涵、主要特征、現實意義和創新路徑進行了探討。其不僅體現出以“善治導向、人民本位、綜治路徑”為主的時代內涵，而且還具有一系列基本特征和現實意義：如呈現出歷史的繼承性與時代的創新性相結合、隊伍的內生性與群體的群眾性相結合、主體的自覺性與行為的公益性相結合等特征，同時厘清了新鄉賢參與治理與鄉賢治理、基層黨委政府行使治權、基層自治之間的關系與區別，實現了特殊性與普適性、繼承性與創新性的統一。而堅持德治、法治、自治相統一，既是新鄉賢參與治理的本色，也是其發展路徑的不二選擇。

　　所以，新時代“楓橋經驗”中新鄉賢參與治理是對中國古代善治文化以及基層治理經驗的繼承與革新，是結合時代精神、體現善治追求的重大超越。新時代“楓橋經驗”中新鄉賢參與治理，以鄉村善治為目標，以鄉賢參事會、鄉賢幫忙團、鄉賢調解團等新鄉賢組織為平臺，以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為途徑，以德治內化于心，以法治外化于行，以自治凸顯人民主體地位，極大地豐富了基層民主自治實踐；既弘揚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構鄉村文化，塑造文明鄉風，又提高了群眾的法治思維與法律素養，推動了基層治理法治化的進程，還建立起以鄉村黨組織為核心、村民自治組織為基礎，多元治理主體充分協同發揮作用，基層社會共謀、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新格局。所以，新時代“楓橋經驗”中新鄉賢參與治理是基層善治與社會治理創新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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