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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同仁：

　　非常感謝中國法學會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寶貴的機會，很幸運，也很激動。今天我發言的主題是《論“楓橋經驗”發展的內在邏輯--從社會變遷與功能演變的角度切入》。

　　楓橋經驗是中國政法戰線的一面旗幟，是中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成功經驗。雖然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變化，其生命力卻依然頑強。我們禁不住要問，為什么楓橋經驗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它為什么能夠發展到今天？為什么能夠在實踐中獲得成功？通過對相關學術研究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主要的解釋思路：群眾路線的視角和文化論的視角。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是黨的優良工作作風，楓橋經驗運行中各級黨委的監督指導以及具體黨員的分工負責體現了群眾路線中黨的領導，而楓橋經驗通過發動群眾，讓群眾積極參與，化解矛盾糾紛，則體現了黨對群眾的依賴。雖然楓橋經驗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形式各不相同，但始終不變的是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這便是楓橋經驗成功的原因。另外一種解釋思路，即文化論的視角則是把楓橋經驗的成功歸結為中國傳統中“和”的文化，歸結為一種“調處傳統”，認為楓橋經驗是對中國古代“和諧觀”的繼承和延續。文化雖然不能像制度那樣明確具體的發揮作用，但在潛移默化中發生了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一個族群甚至種群的行為模式。這兩種解釋思路提供了不同的視角，讓我們對楓橋經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但作為一個經驗產物，楓橋經驗與社會發展、社會變遷之間的關聯是什么？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楓橋經驗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上面兩種解釋思路并沒有給出答案。正是基于這樣的疑惑，本文從功能的視角出發，分析了楓橋經驗在不同歷史階段發揮的主要功能，并論述這些功能與當時政治、社會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本文的核心觀點是：楓橋經驗是社會實踐的產物，社會變遷導致其原有的功能發生了變化，演變后的功能又適應了新的社會需求。正是在社會變遷與功能演變的互動中，楓橋經驗不斷煥發光彩，延續至今。

　　本文劃分了楓橋經驗發展的三個階段，并對每個階段楓橋經驗發揮的主要功能進行了界定，首先來看第一階段。從1963年到1978年，本文界定為楓橋經驗的誕生階段，其主要的功能是政治教育和群眾動員。楓橋經驗是四清運動的產物，而進行四清運動就是為了動員群眾，對四類分子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自然作為運動產物的楓橋經驗起到了政治教育和動員群眾的功能。

　　但需要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偏偏是楓橋經驗被選為典型并試點推廣呢？通過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在四清運動過程中發生了很多極端的現象，“武斗”盛行，而楓橋經驗作為一種溫和的方式，通過說理斗爭更容易攻破四類分子的防線，讓他們承認錯誤，接受改造。更深層的來講，武斗只是通過肉體懲罰讓群眾發泄了內心的不滿和怨氣，滿足了個人的復仇欲望。但是對于集體而言，卻并不一定有益。因為懲罰不是目的，讓四類分子積極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來才是根本?？梢哉f楓橋經驗是真正的能夠起到動員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政治教育的斗爭方式。

　　本文把1978年到2013年作為楓橋經驗發展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發揮的主要功能是社會控制與糾紛解決。楓橋經驗和環境變化有很大的關系，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一重大轉折帶來了深遠影響，對農村而言，家庭聯產承辦責任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鄉鎮企業和非農產業也如雨后春筍般涌出來。楓橋經驗所在的諸暨亦是如此，甚至比其他地方更為發達。農業產業結構的變革和鄉鎮企業蓬勃興起，使得該地人際關系變得復雜，矛盾糾紛日漸增多，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楓橋經驗得以恢復和發展。

　　在此，我們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誕生于階級斗爭年代，用來對付“四類分子”的楓橋經驗能夠重新煥發光芒呢？在文中，我從適用對象、矛盾類型以及依靠群眾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楓橋經驗在這三個方面做出了改變，這些變化給它帶來了活力。不過，面對這種功能上的轉變，我們還需要追問一個問題，那就是楓橋經驗原有的政治教育和動員群眾的功能哪去了？只有了解舊功能的去向，才能知道新功能的產生。先看政治教育功能，我們看到，文革后教學秩序的恢復，以及收音機、廣播電視、報紙等新聞媒介的出現，使得政治教育從原來的政治運動中轉移到國民教育和媒體宣傳中。其次，對動員功能的消失的分析，本文從兩個方面進行了論述，那就是文官體制的完善和法律秩序的恢復。革命年代政治運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治吏，但是運動式治吏容易發生一些非理性的行為。文革后，中央吸取教訓，決定通過完善文官制度實現吏治，通過恢復法律秩序來防止無序和非理性行為。所以，文官制度的完善與法律秩序的恢復把楓橋經驗之前的動員功能給消解了。我們看到，通過去革命化、去政教化，楓橋經驗內在的政治倫理逐漸弱化了，身上擔負的價值功能也轉變為純粹的技術功能。

　　我把2013年至今作為楓橋經驗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功能是社會治理和法治建設。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指示中提到“要創新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孟建柱書記也是在50周年紀念大會上也講到要努力把楓橋經驗納入法治軌道。可見，把楓橋經驗這種非正式的矛盾預防、糾紛解決方式與正式的法律治理方式相結合，將成為未來的方向。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呢？是因為出現了新的社會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做出改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發新的問題呢？在文中，我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一是中國開始向“法化”時代邁進的宏大背景要求，二是由于楓橋經驗自身出現了問題。

　　“法化”是我借用日本法學家田中成明的一個概念，他認為一國的“法化”表現在三個方面：立法、行政規制、訴訟。我也從這三個方面對當前我們國家的情況進行了描述分析?？梢钥吹?，我們大致開始進入“法化”時代，雖然程度不高。法治的彌散化，滲入到楓橋經驗的具體操作中，在文中，我舉了一個交通肇事的例子。限于時間關系，就不展開論述了。另一方面，新問題的產生源于楓橋經驗自身出現了問題。我在文中提到，楓橋經驗的功能發生了異化，這種異化體現在其功能的外擴。即因為政治訴求和社會慣性，使得楓橋經驗的觸角延伸的太長，客觀上造成了人們對楓橋經驗的過度依賴，導致大量本不屬于這種經驗模式解決的問題紛紛涌入進來，最終導致新問題產生。

　　這篇文章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大致勾勒了楓橋經驗的三個發展階段，并賦予其與之相對應的主要功能。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對于這三個階段的劃分，以及每個階段的功能界定，更多是一種“理想類型”的劃分，是分析性的，而非描述性的，意圖闡釋楓橋經驗發展的內在邏輯。楓橋經驗的發展必須依靠它在社會變遷過程中滿足哪些現實需要來實現。功能演變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聯即是楓橋經驗發展的內在邏輯。對楓橋經驗的提倡和重視，說明我們沒有打算走西方理想化法律秩序的老路，而是不斷從本土經驗中發掘可以利用的資源，并把它統合進現代化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中來。相信通過不斷對類似楓橋經驗的本土資源進行研究、闡釋，我們會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現代化道路。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