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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

　　大家好!我剛才很認真的做PPT，現在看起來中間10頁應該要去掉，我就講前面5頁就好，這樣比較快。

　　按照道理說，境外取的證據怎么解決，應該有司法協定，臺灣跟美國就是這樣的狀態，這樣的技術性問題之所以出現在兩岸之間，主因在于框架協議并不被認為是臺灣法律層級，所以沒有辦法直接當刑事訴訟法，沒有當然的具有可以做證據的資格，所以要怎么解決，必須要處理。傳聞例外對被告，我們應該能夠針對證人，在法庭內做這次結論的機會，這樣才能夠確保證據的可行性、真實性，論文里面有討論。現在的問題是，在兩岸現實下，如果曾經在大陸公安或檢察院曾經做過證的，現實已經沒有辦法到臺灣做陳述的時候，我是不是還得堅持對被告權利的保障，這是兩難。后面的細節再請劉老師跟各位介紹。

　　一個簡單的技術性問題，各位可能對臺灣刑訴法律修正不太了解，整整20年的說法是，制度及語境上都是往英美法傾斜，一個很大的特征，我今天在談傳聞法則，臺灣在法條設計上也有的所謂協商制度，臺灣的協商一來是只能夠在審判中進行，二來是否認認罪協商的可能，而只能針對量刑;最終是臺灣不管從哪一個國家進了刑事訴訟制度到臺灣都會質變，這在很多國家其實沒有的，即便過去曾經引進很多德國的制度，如簡易程序，也是一樣，但再怎樣也要讓審級利益被削弱的被告，能夠有同意(否決制度適用)的機會。臺灣的制度設計其實都有一個核心：希望讓實務工作者在很大量的案件負擔中快速做出決定，這也是兩難，我可以理解。

　　就題目來說，最早從臺灣角度不太能夠接受直接把這邊的公安當成臺灣的警察，因此這邊的公安所做的各類筆錄沒有辦法直接適用臺灣的刑事訴訟法關于警察做的筆錄的立案模式設計。臺灣地區“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很聰明，最早也認為是在執行業務，文書有基本的可信性，所以我們當成具有特殊可信性的文書就好了。但這也出現了一個矛盾，臺灣自家警察寫的筆錄不被認為具有可信性，所有境外的警察所做的筆錄反過來可以用可信性的規定?這是一種論證上的矛盾。最高法院很快發現這個問題，于是放縱它在十年間不停搖擺，2018年做新的決定，最后決定采取的方式，可能是現狀下最佳解決方案，但最佳其實要做出代價，最簡單的代價有兩個，一個是用了這兩個法條，未來沒有什么傳聞例外不能類推適用，但是對于傳聞法則的例外規定所做的類推，未必有利于被告，這是很明顯的，“最高法院”這么做，很明顯就是在通過所謂類別適用變相剝奪被告的權利，這是一個不得已之后必然面臨的結果。這個我相信只要花點功夫應該可以被理解，但我后來又想到另外一個可以跟各位報告的事情。其實臺灣的證據法大致上是抄日本，而不是抄美國，偏偏我們抄的時候刻意做了一些改變，在日本所做的訊問筆錄如果情況下可以被使用?要等這個證人已經掛了，或者他不能陳述，這個時候就得思考這個證據如果不用案子怎么辦呢?臺灣的設計其實是有私心的，只要講到筆錄一定想方設法直接作為證據，我認為這是兩岸長期以來的筆錄文化造成，筆錄某種程度直接代表真實，所以傳聞例外因此變相變成對質詰問的例外!法條本身的對比可能是最高法院作為適用基礎時的雙重無奈。你說我有什么好方法嗎?其實沒有，假設“最高法院”勇于面對設計上的不足，當證據不能用的時候，就判無罪，立法院就只能被迫立法或修法，否則一天到晚解決這些重要基本權利的問題，都是靠理應被動的司法，這應該不是王道，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