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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正在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孫憲忠研究員，針對我國新型城鎮化城市化建設推進過程中因拆遷而引發的矛盾事件，日前在接受《法制晚報》采訪時表示，政府部門在進行城市違建拆除時需做好各方利益的協調，權衡多方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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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違建要從歷史上綜合考慮

　　法制晚報(以下簡稱“法晚”)：很多城市建筑在事實上已經存在了幾十年，手續不全甚至沒有手續，但是也被定為違章建筑了，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

　　孫憲忠(以下簡稱“孫”)：2007年我國物權法在制定的時候，也是考慮到所謂的違章建筑的問題，從法律上講，違章建筑并不產生民法上的權利，但考慮到我們國家的特殊歷史背景，并不是說所有的違章建筑都沒有原因。

　　在城市的發展進程中，這些建筑被納入改造規劃范圍后就可能會面對拆遷，甚至是強拆的問題。孫憲忠認為，當涉及到這類問題時，政府相關部門必須認真地進行利益協調，要考慮哪個利益是最大的。

　　對一般老百姓而言，我們國家在早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沒有大的政策舉措來解決群眾的住房問題。曾經有一個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就反映了歷史的情形。老百姓的住房當時是十分的困難，當時很多單位也是如此，尤其是一些經費緊張涉及民生的地方，如醫院、學校等。

　　法晚：但在城市的發展進程中，這些建筑被納入改造規劃范圍后就遭遇了強拆。

　　孫：是的，涉及到這類問題時，政府相關部門必須認真地進行利益協調，要考慮哪個利益是最大的。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家醫院被納入拆遷改造范圍，而醫院還在救死扶傷，醫院里頭還有人，能不能馬上就拆?就要考慮哪方的利益是最大的。什么是最大利益?我認為，人的生命、健康就是最大的利益。

　　政府部門要考慮多方利益

　　法晚：政府部門在這類拆遷中是否存在違法違規行為?

　　孫：這涉及到利益沖突的問題，要進行利益之間的協調。當然，這不是說我們要保護這樣的違章建筑。

　　從工作方法上來講，強拆并不是完全妥當，因為在拆遷的時候，首先要進行勘察，決定這個地方為什么要拆遷，到底要不要拆遷?事先要做調查，以保證老百姓的利益。

　　到底要怎么協調?這就是操作上的問題，貫徹法律是多方面的，法律的實施也是多方面。

　　法晚：公共利益和個人的物權、不動產權如何做到利益協調?

　　孫：2007年我國《物權法》剛頒布的時候，里面的42條就提到，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

　　當時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議就非常大，因此我曾提出要滿足三條件：目的要正當，必須只能是為了公共利益;程序要正當，得有聽證會論證會，拆遷的時候不能是想怎么拆就怎么拆;補償要足額。

　　涉及拆遷叫做補償，不叫賠償。2011年，我國出臺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中也談到了公共利益的問題。

　　征地拆遷是一個社會公共利益，個人的房屋是私有利益。從法律上講，我們強調保護人民利益，所以對私人利益，只能給予足額補償。但同時，也不能為了私人利益去對抗公共利益，不能說沒達成預期的補償協議就不能拆，這也是沒有道理的。

　　正規拆遷 每步都需行政許可

　　法晚：我國法律法規針對拆遷有沒有相關的具體規定?

　　孫：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曾提出“經營土地、經營城市”的概念，于是，很多地方政府就加快了干預措施，由于觸及到民眾的權利，很容易發生矛盾，甚至出現極端個案。

　　大致來說，拆遷應經過以下四個階段，其中每個流程都需要得到行政許可。首先要規劃立項，得有許可證，要明白把這兒拆了以后干什么，是蓋工廠、建學校，還是修街道、修花園?要講清楚。第二步，進行項目設計，比如你要建一條公路，是什么等級的公路，或要建的工廠規模多大等。第三，解決土地權證的問題。第四，要有開工的許可證。第五步才是去辦征地拆遷的工作。

　　一般來說，在第三個階段就要向社會公開，劃紅線，所涉及到的各個單位都要通知到。

　　法晚：您有沒有關注到在這些涉及強遷的案例中，官員責任追究的情況?

　　孫：比如當初2010年江西宜黃發生的拆遷案，當時的縣長被撤職后很快又被重新任用了。

　　這些干部的處分都是皮毛性的，很少有干部因為征地和拆遷而被實質性處分的。

　　法晚：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孫：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是在做事，是為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當然，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如果都做得這么急躁，就是有問題的，很難說在土地運作過程中是否存在腐敗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