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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投資和貿易能夠振興國家經濟，促進勞動力就業， “一帶一路”戰略作為我國當前和未來我國經貿工作的戰略抓手，對于我國的經貿繁榮意義深遠。建立和完善對外投資和貿易的相關法律原則和制度，以法治保障對外投資和貿易發展，進而助力“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之舉。

　　在全球經濟深度調整背景下，各國對國際直接投資和貿易產生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2014年11月初 APEC北京峰會通過的《北京綱領》和《亞太伙伴關系聲明》批準了《通過公私伙伴關系促進基礎設施投資行動計劃》等;同年11月20日，澳大利亞G20會議提出了設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全球基礎設施基金等。在國際貿易領域，自2015年1月以來，美國、中國和歐盟等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相繼通過《貿易便利化協定》，承諾加速貨物流轉、放行和通關的速度，降低國際貿易活動中的交易成本，實現對國際貿易制度和手續的簡化與協調。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低迷中的合作進一步表明，堅持促進國際直接投資和貿易有利于振興經濟，促進各國勞動力就業以及增進全球消費者的福利。

　　當前我國“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國際直接投資和貿易的新發展形成契合，也有助于我國完善對外開放的格局。我國在新常態背景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是發展區域大合作、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發展的共贏之舉。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短缺廣泛存在，對外貿易缺乏便利化技術、能力和手段，經濟發展的迫切愿望又普遍存在，因此，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能夠實現它們發展經濟、促進貿易的愿景。與此同時，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對外開放受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發展基礎等因素影響，總體呈現東快西慢、海強陸弱格局，當前的“一帶一路”戰略能夠為我國縮小東西部差距，改善西部發展環境提供契機。有鑒于此，“一帶一路”戰略將成為當前和未來我國經貿工作的戰略抓手。

　　以法治保障對外投資和貿易新發展進而助力“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之舉。一方面，在提出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以前，我國已經與許多沿線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協定和貿易協定，搭建了合作共贏的法律平臺，為進一步適應對外投資和貿易的新發展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201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為保障對外投資和貿易新發展指明了法治方向。根據該《決定》，我國應“……加強涉外法律工作，適應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促進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可以說，當前走法治化道路，以法治保障對外投資和貿易的新發展，促進我國在“一帶一路”戰略已經成為現實發展的殷切期望和迫切要求。

　　為此，我國有必要制定《對外投資與貿易法》，建立和完善對外投資和貿易的相關法律原則和制度，依法保障對外投資和貿易活動，進而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服務。我國《對外投資與貿易法》應包括如下具體內容：

　　一是明確對外投資與貿易以綠色投資和便利貿易為基本原則。當前，建設生態文明、改善全球環境以及加強國際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我國和其他世界主要經濟體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消費者福利時考慮的重要因素。環境與投資、貿易密不可分，不能因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也日益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政府、民眾和民間團體所了解。此外，促進貿易便利化、減少非關稅壁壘也是當前全球貿易發展的潮流，有利于促進各國之間的貿易合作和交流，為全球經濟發展和增進消費者福利服務。因此，《對外投資與貿易法》應順應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潮流，明確法律以推動綠色投資和便利貿易為基本原則，從而為投資和貿易活動提供良好的指引。

　　二是優化投資形式。鼓勵企業以建設—運營—移交(BOT)、建設—擁有—運營(BOO)、轉讓—運營—移交(TOT)和改建—運營—移交(ROT)、特許經營和股權合作等公共與私營合作制度(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簡稱PPP)模式參與投資東道國交通(公路、鐵路、機場和港口)、電力、電信、互聯網、衛生(醫院)、教育(學校)以及公共不動產管理等基礎設施的發展。當前，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經濟與貿易的短板，優化對外投資形式有利于增進我國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促進相互投資與貿易交流，從而增進相互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三是建立海外投資和貿易主體備案制度。建立投資和貿易主體備案制度，利用大數據，發展投資和貿易主體數據庫，完善統計數據，以大數據方式指導和管理海外投資和貿易主體的經貿活動。

　　四是建立對外投資和貿易主體黑名單制度。實踐中，我國部分不法企業和商人與境外犯罪團伙勾結，在對外投資與貿易活動中通過不當手段謀取利益，損壞我國和投資東道國國利益。因此，建立對外投資和貿易主體黑名單制度，依法將嚴重影響與他國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國家經貿交往的我國海外投資和貿易主體(自然人、法人和其他主體)列入黑名單，限制其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活動的能力，有助于保護我國對外合作和交流的良好形象，促進我國與他國的經貿合作與交流。

　　五是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與貿易信息收集和分析制度。改組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設立國際投資與貿易促進委員會，依法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與貿易信息收集和分析制度，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主要經濟體的政治、經濟、文化、衛生事業和社會發展等有關數據進行收集、整合、處理和分析，從而為我國企業海外投資和貿易活動提供參考。

　　六是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中國投資者在海外投資常常面臨無法預期的政治風險，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中國投資者在海外投資項目的政治風險明顯增大。為減少東道國政治和政府行為給海外投資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我國應依法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就海外投資保險主體、險種、保險標的、保險期間、保險責任、代位求償權以及再保險等實體內容和海外投資保險合同的申請、審批、簽訂、賠付、代為求償和爭端解決等程序內容進行規定，從國內法層面保護我國投資者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利益。

　　七是完善對外貿易和投融資制度。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的海外投資或貿易信貸支持下，鼓勵國內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商業金融機構參與對外貿易和投融資活動，通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國際保理、融資租賃、票據貼息等融資服務，為我國海外投資者和貿易商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與貿易安排提供支持。

　　除了制定《對外投資與貿易法》以外，我國還應當制定《建立中小企業協會促進法》，支持和鼓勵從事出口貿易活動的中小企業加入中小企業協會，建立共同防范對外貿易風險的機制，增強企業共同抗擊對外貿易風險的能力;修改《中小企業促進法》，建立中小企業創始人和股東資信核實制度，細化融資促進內容，以財政和稅收激勵機制鼓勵P2P、眾籌等新型融資方式向中小企業傾斜，針對中小企業創業融資、項目發展融資困難問題，放緩面向中小企業的貸款返還條件等。

　　此外，在雙邊層面，我國還應積極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簽下一代雙邊投資和貿易協定。在商簽雙邊投資協定中，我國應增加綠色投資的內容;引入勞動保護的要求;強化知識產品保護，將東道國采取的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措施與間接征收掛鉤;增加透明度條款，要求各方任何擬議和實際的措施可能會實質性影響實施投資條約或者對方利益時應盡積極通知的義務以及各方應通知對方人員影響其特定程序的義務;鼓勵投資爭端解決提交國際仲裁等。在商簽貿易協定時，我國應積極增加發展貿易和服務便利化的基本原則，簡化和協調國際貿易化程序，簡化海關程序、國際運輸、貿易保險和支付以及過境時必須履行的程序和手續;提高貿易產品和服務的勞動力保護標準;發揮非政府組織在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作用;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鼓勵在市場調節價格領域內實施競爭中立、在管制市場內適度競爭;細化知識產品執法;加強電子商務合作，打擊網絡欺詐和欺騙性商業活動，維護消費者利益，以及;堅持爭端解決通過仲裁等法律手段解決。

　　作者簡介：黃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國際經濟法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