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8日
星期二
時間：2015-08-21 來源：中國法學網 責任編輯：elite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辦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與穩妥促進司法改革理論研討會”于2015年8月15日在京舉行。來自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中國法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全國律協以及來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方的實務部門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出席了座談會并就會議主題作了專題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在開幕致辭中強調，司法改革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責任也更加重大，必須以積極穩妥的方式加以推進。本輪司法改革究竟要有效地解決哪些問題，如何對現行改革進行科學、客觀、實事求是的評估，使之更加具有客觀性、系統性、前瞻性并且獲得多方面的支持，是我們希望通過本次研討會達到凝聚共識、形成合力的主要目標。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在致辭中指出，司法公正是整個法治的靈魂，我國司法改革的目標仍然是更好地促進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當前司法改革的基礎問題
關于司法改革的憲法基礎，有專家認為，凝聚在整個司法體制戰略布局和戰略思想中的一些大的原則，如保障人權，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等，都注重了與現行憲法相關原則保持一致。
關于司法的去行政化，有專家提出司法具有對抗性、親歷性等規律，需要對法院院長和檢察長的權力進行限制，以符合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求。有專家認為，各級法院的院庭長應當實質性地參與審判一定數量的案件，作為案件實際承辦人辦理案件，實行以隨機分案為主、辦理重大疑難案件為輔，辦案數量應該隨著改革的深入逐漸增加。隨著去行政化改革的逐步到位，使院庭長回歸法官職責。
有專家探討了看守所人權保障改革的具體制度，指出，公安機關轉變司法理念、創新管理體制機制，運用中國特有的管理治理手段來解決看守所的一些問題，比較好地解決了多年來看守所管理上存在的一些基礎性、機制性、瓶頸性的突出問題，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具體國情的、立足解決看守所實際問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守所創新發展的道路。
有與會者提出法官養成制度的改革路徑：一是根據司法改革要求，要調整相應法律規定，如建議法官任職年齡適當提高到28歲。二是開展雙軌制法官的培養。三是在全國建立統一的司法培訓機構。還有專家認為，構筑法官職業技能知識體系是完善法官知識儲備結構的重要因素。
有專家提出，當前的一些司法統計、評價數據主要是針對物質對象的，往往是描述部分現狀的，可建立以整體評價為基礎的評價方法，并在整體性基礎上考慮個別性。有專家認為，考核評價是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司法評價中有相當一部分屬于法律程序環節指標如上訴率、發回重審率、改判率，這些節點都是已經固定設計的程序，納入考核會削減程序環節的功能，需要進一步推進這方面的改革。
關于員額制，有專家根據聯合國發布的各國法官占人口比例數據，指出目前我國法官人口比例處于中等偏上水平，比例數值較為合理。按照目前多數地方的改革目標，法官數量將會減少，可能會給我國職權主義的審判方式帶來較大壓力。有專家建議檢察官和法官的改革要區分，法官可以從律師和檢察官群體中遴選。還有專家認為需要根據法院的不同職能配備相應的審判輔助人員，把關注審判輔助人員成長作為法官的過渡問題。有專家認為員額制改革要提高法官的地位，提高法官在物質上的地位和職業上的尊嚴感，建議加大投入，把優秀的人才留下來。有專家從法學教育和實踐就業相銜接的視角探討員額制，建議在現有員額制的基礎上，能否設置相應的機制，讓一些來自法學院的學員擔任審判輔助人員，從而暢通法學教育進入實踐領域的通道。還有專家認為,檢察官的職業特征與法官有很大區別,是否也跟法官一樣搞員額制改革需要認真研究。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關于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專家認為這一改革既有對審前程序的要求，也有對審判程序的要求，這一改革強調的是不同訴訟職能之間的關系定位，將對我國訴訟制度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構建這一制度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理順偵訴關系、偵審關系、訴審關系。偵控審權力配置的合理化是審判中心主義實現的制度保障，建議實行控審分離，偵查和起訴要高標準。獨立審判是審判中心主義實現的前提，有效辯護是實現以審判為中心的要求。以審判為中心最終的實現是要靠庭審為中心，建議完善庭審規則。
有專家認為，有效的案件分流能夠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提供保障。建議從偵查階段開始就要考慮被告人的認罪情況，對于被告人認罪的輕微刑事案件應當及時終結訴訟或者允許控辯雙方就量刑進行協商。有專家認為，對于重大、復雜、疑難特別是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一定要嚴格堅持以庭審為中心。以庭審為中心最核心的機制，應當是適用直接言詞原則、非法證據排除、定罪的法定證明標準、辯護權的充分保障等。
有專家認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將給檢察機關帶來嚴峻的挑戰和壓力，同時這項改革也給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能帶來發展的機遇，檢察機關應順勢而為，構建以公訴為主導的刑事指控體系。其中，偵查是基礎，批捕是關鍵，公訴做主導，監督是保障。要突出加強檢警配合的關系，健全完善配合機制，增強指控的質量和能力。落實依法制約的關系，最主要的兩個手段是放開不批捕和不起訴。理順檢警之間的監督關系，把監督重點放在偵查違法行為和有案不立這兩方面。期待通過立法理順偵查和起訴的關系，建立一體化的關系，使偵查更加專業化，使檢警關系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
有專家指出，對于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避免幾個理解上的誤區。如不能把以審判為中心理解成職權部門之間的地位關系，不能把以審判為中心理解成刑事訴訟的方方面面，譬如在證明標準問題上，以審判為中心不是指以審判為標準，如果按照審判的標準去要求偵查和起訴，這不符合認識規律。
司法改革多維視角的探討
關于涉案財物管理體制改革，有專家指出，應采取兩步走的策略，先建立統一的信息平臺，然后建立實物平臺，最后實現兩個平臺的統一。有專家建議司法部門處理查扣的財產要及時，可以考慮建立一些審前司法解決機制，并真正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
關于檢察機關公益訴訟，有專家指出，從目前的地方試點看，應把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作為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重點領域;同時在公益訴訟性質方面既涉及民事訴訟，也涉及行政訴訟，應執行嚴格的訴前程序。
關于建立良性的辯審關系，有專家認為主要包括四個要素：律師和法官互相尊重;律師和法官都認真依照法律程序辦案;律師要有提出意見和解決問題的通暢渠道;法官在法庭上有不容置疑的權威。
關于偵查方式和偵查體制改革，當前的犯罪現狀，特別是一些新型犯罪對偵查機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對此，偵查方式要加強信息化和信息研判。同時，形成以海量信息為基礎的信息化偵查模式，在信息收集過程中應注重對所涉公民個人隱私的保護。
完善司法職能及保障體系
關于司法責任制，有專家提出，司法責任制是建立在司法豁免權基礎上的，因此，司法豁免權確定以后，才是追究責任的問題。有專家認為，法官、檢察官有故意和過失是需要追究其責任的前提，對于其他正當的、善意的、合理的行為有豁免權。
關于裁判文書網上公開制度，有專家建議啟動信息披露和增強裁判文書說理性的改革，同時注意保護當事人的個人信息，應鼓勵專家學者充分開展案例研究，提高我國法院的裁判文書制作水平。
有專家認為立案登記制作為一個程序制度改革，有些問題亟待解決。如是否進行審查，審查的主體、客體、內容，以及審查標準、審查程序、審查的效率和因審查所產生的相關訴訟時效中斷及起算方法等，都需要進一步加以明確和完善。
有專家提出依法治國背景下司法鑒定制度改革的路徑選擇，認為一是需要通過頂層設計來推動統一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改革，主要涉及司法鑒定權的啟動、實施、監督和采信四個環節。二是需要建立司法鑒定與使用相銜接的機制，在司法鑒定的管理者和司法鑒定的使用者之間建立良性互動和及時溝通機制，規范司法鑒定工作，實現司法鑒定信息的互通。三是需要通過國家的投資和扶持，引導信用機構合作，推進高水平司法鑒定機構的建設。
關于我國陪審制的探索，有專家總結出共有四種模式：專職陪審、專業陪審、觀審(或人民陪審團)、全程陪審。認為必須明確陪審既是一項權利，也是一項義務。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試點辦法具有可操作性，如陪審員認定的范圍從原來的事實和法律變成現在的主要是事實方面。提出改變陪而不審情況的一個思路是增加合議庭中人民陪審員的數量，以實現設置陪審制的司法功能。
有專家關注司法改革和證據制度的關系，分析了當前證據制度的現狀和問題，提出證據規則法典化的建議。認為法典化的意義在于：一是證據規則法典化能夠促進和推動審判中心主義。如建立可采性規則，有利于實現審判中心主義。二是可以提高司法的權威。三是實現法的形式理性化。
有專家研究了在公訴環節中如何預防冤假錯案，指出，一是要轉變理念，從過去的所謂疑罪從輕、疑罪從掛轉變到疑罪從無。二是要強調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同等重要。三是健全工作機制，處理好訴偵、訴審、訴辯關系。預防冤假錯案的當務之急還是要防治刑訊逼供，確立律師的在場權。
有專家指出，在學界為司法改革提供理論支持和比較研究論證方面，應深入了解特定制度所依托的文化、物質內涵和歷史背景，不能將自己片面理解的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簡單地冠之以國際通例作為論證依據。如關于民事審級制度的改革研究，實際上很難認為在這方面存在所謂的“三審終審”的國際通例。同時，在關于事實審與法律審的職能分工并以此建構科學的審級制度研究中，必須關注在中國的社會現實中，存在著諸多作為價值觀和利益表達的事實被過濾在法律術語和程序規則之外，如何讓糾紛事實能夠真正呈現出多重利益需求的博弈，并且將那些爭議事實納入規范體系，這才是當務之急。
與會專家認為，我國依法治國的航船剛剛啟航，此時召開的本次會議具有前沿性和前瞻性，會議的召開背景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與我國當前形勢緊密契合。整個研討會上圍繞主題展開的討論廣泛、多元、涉及面廣，無一不是我國司法改革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熱點與難點問題。會議研討內容既有理論性，又有實踐性，如對民事審級制度的探討;既有宏觀性，如對司法改革定位的探討，又有微觀性，如對法官任職年齡的討論;既有國際性，又有中國性，如對法官人口比例的探討;既關注現實性，如對預防冤案的討論，又重視建設性，如對律師在場的呼吁;既有對已經解決的問題的研討，也有對尚待解決問題的研討，如對立案登記制的分析;研討內容既有對司法改革方案的積極肯定，又有對司法改革方案的完善建議，如對裁判文書上網制度的探討;研討的內容中既有改革前就存在的老問題，也有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如對司法鑒定管理體制改革路徑的探討;既有對當下的分析，又有對未來的期待，如對檢警關系、檢察機關公益訴訟的研討;既通過研討達成了許多共識，同時又在研討中奠定了進一步拓展共識的基礎，如對以審判為中心和以庭審為中心的探討;既有司法改革的核心問題，如司法公開、司法公正、司法權威，也有司法改革的關聯性問題，如司法改革與證據制度、員額制與法學教育等。
(刊于2015年8月19日《人民法院報》理論版，刊發時內容有改動。第一、二段部分內容引自唐亞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與穩妥促進司法改革理論研討會舉行》，載《人民法院報》2015年8月16日第1版)(祁建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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