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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80年代初，為了遏制刑事犯罪的高發勢頭，黨中央確立了“嚴打”的刑事政策。為確?！皣来颉毙Ч苊獍讣虿糠稚形床榍宓氖聦嵒蛏形词占降淖C據造成拖延，“兩個基本”應運而生?！皟蓚€基本”是“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的簡稱，是“嚴打”時期辦理刑事案件的指導原則和程序要求。

　　隨著時代的發展，現在我們對辦理刑事案件的事實認定和證據裁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雖然在中央和最高司法機關層面已經很少使用“兩個基本”的提法，但由于這一政策適用了三十多年，而且至今沒有被明令廢止過，加上一些地方政法機關的領導和工作人員深受過去思想和觀念的束縛，“兩個基本”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還很有市場。

　　我們認為，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形勢下，各級政法部門應停止使用“兩個基本”的提法，并以此為契機，推動辦案理念的轉變。

　　一、停止使用“兩個基本”是預防冤假錯案的要求

　　“兩個基本”意味著在“基本”之外的一些“非基本”案件事實、情節尚不清楚、證據材料尚不確實、充分或存有疑問時，仍然可以訴、可以判，這樣的“帶病起訴”、“帶病裁判”無疑給案件質量埋下了隱患，也與“疑罪從無”的原則背道而馳。疑罪從有或疑罪從輕，可能會使真正有罪但證據不足的被告人獲得法律制裁，但也可能使本來無罪卻有部分證據或可疑證據的人受到錯誤追究，并容易導致司法人員形成“寧可錯判、不可錯放”的錯誤觀念。

　　近年來陸續發現的一些冤假錯案，很多正是由于對“兩個基本”的誤用，司法機關忽視或放棄對一些基本事實、證據之外的瑕疵、疑點或矛盾的進一步調查和核實，選擇疑罪從有或疑罪從輕判處造成的。如2014年浙江張氏叔侄奸殺冤案中的張輝、五青年殺人冤案中的陳建陽、田偉冬、王建平都在一審時被判死刑，二審又改判死緩，疑罪從有、疑罪從輕是這兩起冤案的共同成因。

　　二、停止使用“兩個基本”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要求

　　首先，“兩個基本”的提法容易帶來消極影響?！皟蓚€基本”是“嚴打”特定形勢下提出來的，由于立法上并沒有明確界定“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的具體含義，造成了理論上的模糊和司法判斷上較大的主觀隨意性。《現代漢語詞典》對“基本”的解釋之一，即為“大體上”。很多司法人員把“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等同于“事實基本(大體上)清楚，證據基本(大體上)充分”，這種認識上的誤區，使得司法實踐中容易對一些尚未掌握的事實和證據不予查證就草率地提起公訴或作出判決。

　　其次，“兩個基本”不利于偵查機關、偵查監督機關和公訴機關正確、全面地履行職責?！皟蓚€基本”強調從嚴、從重懲治犯罪，容易使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動輒適用拘留、逮捕等嚴厲的強制措施，使偵查監督機關和公訴機關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的案件批準逮捕和提起公訴，這既不符合人權保障的精神，也不利于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同時，“兩個基本”也容易誤使偵查、公訴機關以追求被告人定罪為唯一目的和使命，只注重收集和提交有利于控訴犯罪的事實和證據，忽視或抵觸去調查、收集或提交那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事實和證據。在張氏叔侄奸殺冤案中，正因為杭州警方忽略調查導致張氏叔侄重大嫌疑的“時間誤差”事實，一審檢方也未將對張氏叔侄極為有利的DNA鑒定報告作為證據提交法庭，導致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冤案。

　　三、“兩個基本”不利于審判機關樹立司法權威。司法權威要求法院的審判流程、證據采信、定罪量刑完全經得起律師、當事人、利害關系人、社會公眾等在法律層面上的推敲與質疑;判決書必須詳盡闡明判決的理由，體現司法的公開和公正。如果法官在關乎被告人生命、人身和財產重大利益的判決書中使用“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作為判決理由，既不能體現審理、裁判的慎重和嚴肅，更無法讓當事人和社會公眾信服。

　　四、停止使用“兩個基本”是嚴格依法辦案的要求

　　“兩個基本”中的“基本事實”屬于證明對象，是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需要運用證據加以證明的案件事實。完整的證明對象包括與犯罪有關的全部案件事實，“基本事實”縮小了證明對象范圍。被縮小的待證事實主要包括：查不清的次要罪行的事實(主要指同種數罪的案件);查不清的次要罪名的犯罪事實(主要指不同種數罪);在逃同案犯的有關犯罪事實;次要情節的事實等。根據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和法院做出有罪判決都必須遵守的證明標準，它要求：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經排除合理懷疑。檢察機關提起的公訴，在法庭上要接受辯護方的質證，法庭的審查重點就是辯方對于控訴的質疑是否合理。法官不一定非要確信被告清白無辜，只要控訴證據具有破綻和疑點，即使有證據或跡象表明被告涉嫌犯罪，仍然可以判決被告無罪?！皟蓚€基本”使提起公訴更容易，但卻是一個較低的證明標準，達不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高度，難以應對現行刑事訴訟模式下辯護方對 “非基本事實、證據”的交叉詢問和盤詰。刑事案件涉及公民的重大利益乃至生死，當控訴方不能對辯護方的質疑做出清晰合理的解釋時，即使案件主要的事實、證據齊備，只要仍然存在著無法解釋的疑點，哪怕其導致錯誤判決的概率是極小的，也必將面臨得不到法院支持進而敗訴的風險。

　　(原載《人民法院報》2015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