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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我國民法典的制定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2015年3月20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召開的民法典編纂工作協調小組會議上，李適時主任宣布啟動民法典的編纂工作，中國正式進入民法典編纂時刻。

　　在成文法的法律傳統之下，民法典是法律文化高度發達的體現，是民族國家軟實力的核心。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把民法典奉為人民權利的宣言、民族精神的縮影。我國民法典編纂參與者唯有抱持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慎態度，唯有堅持開放、包容、自尊、自信的良好心態，妥當處理好三組關系，才有可能成就一部立足中國實際、面對中國問題、發揚中國智慧、提出中國對策，引領21世紀潮流的民法典。

　　民法典編纂應處理好“上下”的關系

　　所謂“上”的關系，主要是指要處理好憲法與民法之間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以憲法為統帥，以法律為主干，以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重要組成部分，由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組成的有機統一整體。憲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統帥，是根本法，是國家長治久安、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根本保障。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全面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權的法律法規，建立了較為完備的保障人權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的編纂應當將這些憲法原則和規則用民法的語言表達出來。在這種意義上，憲法是民法的立法依據。但在中國當前的民商事審判實踐中，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經由多個司法解釋確立的習慣法，裁判者不能直接援引憲法條文作為對糾紛進行裁斷的依據，因而憲法在民法的法律淵源上出現了錯位。

　　所謂“下”的關系，主要是指要處理好民法典總則編與其他各編之間的關系。民法典應該設置總則編，業已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廣泛的共識，并得到了立法機關的認可。目前啟動的民法典編纂，根據立法機關的工作計劃，首先著手的就是民法總則的立法工作。就民法典總則編與其他各編之間的關系而言，主要涉及法律規則進入總則編的資格問題。就此需要注意兩點。其一，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之下，民法典是所有民商事法律的一般法，其總則編通常確立的是民法典中的一般規則。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民法典總則編在民商事法律領域內通常發揮著“一般法”的“一般法”功能。因此，進入總則編的法律規則通常應當是對民商事法律規則提取公因式的結果。但就這種資格而言，還需要加上一個限定條件，即提取公因式的結果通常應能發揮裁判規范的功能。這是為了將民法學的總論與民法典的總則編區分開來，前者是服務于民法學的理論建構與民法學的知識梳理，為了便利民法學知識的傳播和掌握的需要而進行的體系整理;后者則是作為法律的組成部分，發揮著為裁判者提供裁判依據，為民事主體提供行為指引的功能。其二，一些既不能容身于民法典各編，又無法規定在民法典之外的法律規則，作為立法技術的剩余，也可以進入民法典的總則編。如訴訟時效制度、除斥期間制度、失權期間制度、或有期間制度等時間的效力制度等，都屬此類。

　　民法典編纂應處理好“左右”的關系

　　所謂“左右”關系，主要是指民法與相關部門法之間的關系，如民法與商法、知識產權法、社會法的關系等。

　　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而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民事立法一貫堅持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民法典編纂也不應例外。但就比較法上的經驗而言，采用民商合一立法體例的國家和地區，處理民法與商法關系的具體手法多樣。就我國民法典的編纂而言，首先必須認識到商人群體自出現以來，就是財產關系領域最為活躍的群體，是財產關系領域時代精神的創造者和引領者，因此民法典編纂應充分重視商事立法和商法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并將其反映到民法典的規則設計中。其次，必須認識到商法作為民事特別法的特殊之處，即商法調整商事主體之間的商事關系，商法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則，同時秉承保障商事交易自由、等價有償、便捷安全等原則。因此，民商合一并不是要將所有調整商事關系的規則都納入民法典，而是將對民商事關系具有一體適用效力的規則寫進民法典。這樣就可以實現以民法統一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在商事法律沒有就相關問題作出特別規定時，相關的糾紛仍應適用民法典一般規則的目標。再次，必須認識到由于民法典編纂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我國立法機關已沒有可能另行起草一部獨立的商法典。即使立法機關未來能夠啟動商事通則的起草工作，可能仍會有一些純粹的商事法律制度作為立法技術的剩余，進入民法典。最后，必須認識到現代社會商人群體與非商人群體之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ヂ摼W時代，網上開店幾成潮流，商自然人大量涌現。自然人上網為“商”，下網為“民”，或者在網絡世界“亦商亦民”，并不罕見，獨立的商人階層不復存在，民法典編纂必須反映這一時代潮流。

　　就民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而言，知識產權是民事權利的一種，在專門法律未作特別規定的情況下，知識產權法律關系當然要適用民事一般法的規定。因此民法典中，必須要有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一席之地。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我國高度重視保護知識產權，頒布實施了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以保護知識產權為主要內容的一大批法律法規，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法律規范多樣，既有調整公權力享有和行使的規范，也有保護民事主體合法民事權益的規范;既有實體性規范，又有程序性規范。其次，1982年制定的商標法是中國開始系統建立現代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重要標志，為進一步提高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并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要，中國不斷健全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先后多次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在立法原則、權利內容、保護標準、法律救濟手段等方面，為更加突出對促進科技進步與創新的法律保護，這一領域的法律規范變動頻繁，十年一大修，三年一小修，幾成常態。最后，知識產權既是私權，也是實現國家政策的工具。知識產權法律規范功能多樣，既服務于民事主體合法權益的保障，又服務于知識產權領域國家戰略的實現。民法典編纂，不能將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規則通盤納入，穩妥的做法可能是將體現知識產權民事權利屬性的法律原則和一般規則寫進民法典。

　　就民法與社會法的關系而言，社會法是調整勞動關系、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和特殊群體權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規范，遵循公平和諧和國家適度干預原則，通過國家和社會積極履行責任，對勞動者、失業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以及其他需要扶助的特殊人群的權益提供必要的保障，維護社會公平，促進社會和諧。就此而言，社會法的產生，既伴隨著國家功能的轉變，更伴隨著民法平等原則從身份立法到行為立法的轉型。即從按社會成員的不同身份賦予不同權利的立法，轉變為不問社會成員的身份如何，對同樣行為賦予同樣法律效果的立法。面對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分化和對立，單純強調抽象的民法上人格的平等，只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忽視實質上的平等，已經無法維持社會的和諧。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日漸受到重視。具體表現為在生活消費領域內，將民事主體區分為經營者和消費者;在生產經營領域內，將民事主體區分為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分別設置相應的法律規則，側重對消費者和勞動者利益的特殊保護。我國民法典編纂必須秉承現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則：既強調民事主體抽象的人格平等;又注重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民法典要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以及《勞動合同法》等著重保護消費者和勞動者的利益的社會法無縫對接，密切協作。

　　民法典編纂應處理好“前后”的關系

　　所謂“前”的關系，包括三個重要側面。一是“向前”面對我們的立法史。我國此次啟動民法典編纂，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五次啟動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它是在立法機關過去近三十年間相繼制定頒行了《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收養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民事基本法和單行民事法律的基礎上展開的，是在2002年12月23日九屆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已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進行過審議的背景下推進的。此次民法典編纂理應遵循“慣性原理”，在沒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應當堅持既有的民法傳統。凡是作出改變或調整的地方，必須提供足夠充分且正當的理由。二是“向前”面對我國的法律文化史。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五千年燦爛文明的民族，是一個在人類法律文明史上創造了閃爍著耀眼光芒的中華法系的民族。中國的歷史決定著我們的文化基因，是我們必須面對且不能回避的現實。我國編纂的民法典，必須是能夠喚起國人歷史記憶、凝聚國人民族認同的法典。為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廣泛吸收借鑒中國古代優秀的思想資源和法制文明。三是“向前”面對世界上已有的優秀民法典。我國在21世紀進行民法典編纂，此前已有兩部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民法典，即1804年頒布的《法國民法典》和1896年頒布的《德國民法典》，后世的法典多受其影響。國人大多期待我國編纂的民法典，能夠引領21世紀的潮流，成為與這兩部法典比肩的優秀民法典。沒有自己立法哲學的民法典不可能成為優秀的民法典，《法國民法典》的立法哲學可以在理性自然法中找到，《德國民法典》的立法哲學可以在康德理性哲學中找尋，21世紀的中國民法典，需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就民法典對于人的定位和期待，就人與人關系、人與社會關系、人與國家關系以及19世紀的民法典尚不需要做出回應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做出契合時代和國情的回答。

　　所謂“后”的關系，主要是指我國編纂的民法典必須為民法理念以及民法規則的未來發展，預留足夠的空間;為民法典之外民事單行法的發展預留足夠的空間。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我國編纂的民法典欲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須既立足現實，又著眼未來，既通過規定各項民法基本原則維持民法典的彈性，又在民法規則的設計上刻意留白，為新技術發展可能給社會經濟生活造成的未來影響留出足夠的解釋空間。同時，民法典是民法的核心，但民法典并非民法全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欲制定一部包羅萬象的民法典，既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也是不能接受的武斷。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一定會有大量民法典之外的民事單行法被制定出來，它們和民法典相互銜接，相互配合，共同為實現民事領域的良法善治貢獻力量。

　　作者簡介：王軼，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