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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醫患關系緊張，醫患糾紛時有發生，一些地方甚至出現個別患者和家屬“鬧醫”“傷醫”“殺醫”等惡性事件，嚴重影響了社會和諧穩定，需要通過各種途徑，特別是司法途徑加以解決。

　　民事司法途徑

　　實踐中，有關醫患糾紛的民事案件面臨著三大難題，即“矛盾激化、鑒定頻繁、裁判困難”。比如，作為重要證據的醫療鑒定意見，在同一案件中有時經過數次鑒定，仍出現意見不一致甚至相反意見的情況，造成案件處理困難。

　　如何化解這“三大難題”?筆者認為，2014年1月7日浙江省高級法院出臺的《關于依法審理醫療糾紛案件促進和諧醫患關系的意見》(下稱(意見)對依法審理醫療糾紛案件有著很好的示范作用。該意見強調，在審理醫療糾紛案件中，要準確行使自由裁量權，最大限度地平衡醫患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加強法院指導下的訴前鑒定工作，通過訴前鑒定，在案件審理之前先行掌握涉案全部病歷資料，固定案件主要證據材料，待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后，再由當事人明確訴訟請求，降低訴訟成本;規范醫療損害鑒定委托工作，加大對鑒定過程的督促力度;加大對證據的審查力度，審慎分配舉證責任，患者一方請求醫療機構承擔侵權責任，依法應提供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初步證據，當事人一方采取偽造、篡改、涂改等方式改變病歷資料內容，或者遺失、銷毀、搶奪病歷，致使醫療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或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過錯無法認定的，應由該方當事人承擔相應的不利法律后果;醫療機構對病歷資料內容存在的明顯矛盾或錯誤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應承擔相應的不利法律后果;準確認定醫療損害責任，法院應根據診療行為是否違反診療規范及是否違背醫護職業所要求的注意義務等，準確認定醫療過錯以及醫療過錯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明確醫療損害責任。

　　該《意見》規定較為細致，其他地方可以借鑒上述《意見》，結合當地實際，作出類似規定。

　　刑事司法途徑

　　在醫患糾紛案件中，與醫療機構、人員有關的主要罪名有: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劣藥罪，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醫療事故罪，非法行醫罪，非法進行節育手術罪，非法提供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罪，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等等。與患者一方有關的罪名主要有:故意殺人罪，過失致人死亡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破壞生產經營罪，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尋釁滋事罪，等等。

　　筆者認為，應完善刑法及司法解釋的相關內容，明確向社會提供公共醫療服務的醫療機構屬于“公共場所”;明確醫療單位可以作為醫療事故罪、非法行醫罪的犯罪主體。

　　關于醫療機構屬于“公共場所”的問題。向社會提供公共醫療服務的醫療機構，特別是大型醫院，人口密集的程度與車站、港口、碼頭、機場、商場、公園、展覽館等沒有實質區別，同樣屬于開放性的公共場所。但是，從現有法律規定看，并沒有明確將醫院等醫療機構定位為公共場所，這種規定上的缺失導致一些具體的罪名，如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無法準確適用。2012年4月30日，衛生部、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以及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等多個部門于2013年12月20日聯合發布的《關于維護醫療秩序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專項行動方案》等沒有明確將上述醫療機構納入到“公共場所”的范圍。從現實情況看，無論是從維護正常醫療服務秩序，保障醫生安全和患者權益的角度出發，還是從維護公共安全考量，將醫療機構納入公共場所治安管理范圍，已刻不容緩。而將醫療機構納入到“公共場所”并不需要修改法律，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就可以解決。

　　關于明確醫療機構可以作為單位犯罪主體的問題。與前一個問題不同，這一問題需要通過立法解決。筆者認為，醫療機構作為單位，可以成為醫療事故罪、非法行醫罪的犯罪主體。我國刑法并沒有規定單位可以成為醫療事故罪、非法行醫罪的犯罪主體。刑法第335條規定，醫務人員由于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者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336條規定，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造成就診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從法律規定來看，醫療事故罪的主觀方面是過失，非法行醫罪主觀方面要求行為人對非法行醫是明知的，但對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后果則屬過失(如果是故意，則應以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

　　關于單位犯罪中是否包含單位過失犯罪，我國刑法并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刑法學界也一直存在兩種不同觀點?！翱隙ㄕf”認為，單位犯罪的主觀過錯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只不過故意是單位犯罪的主要表現形式，從理論和實踐上都不應該把單位過失犯罪排除在單位犯罪之外?！胺穸ㄕf”認為，過失不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觀過錯形式，因為過失行為不可能是單位行為，其原因在于，過失行為具有個人行為特征，即具有相對獨立性，難以轉化為單位行為。

　　筆者認為，判斷一個主體是否可以成為犯罪主體，關鍵是看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如果單位的過失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遠遠大于個人的過失行為，對個人的過失行為都予以定罪量刑，對單位的過失行為則更應如此。對于醫療事故罪，如果醫療機構在配備、使用醫療設備、藥物等過程中明顯存在過錯，而且此過錯與損害后果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單位就應該對此承擔刑事責任。對于非法行醫罪，如果醫療機構明知某人沒有取得醫生執業資格，仍然雇用其到本醫療機構行醫，一旦出現了刑法規定的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后果的，醫療機構作為單位也應該對此承擔刑事責任。

　　綜上所述，改善醫患關系，必須采取法律手段來調整。從適用法律的角度看，醫患關系的處理可以適用合同法、侵權責任法，也可以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然而，現實生活中，嚴重侵犯醫患雙方權益的惡性刑事案件屢有發生，所以，加強對醫患沖突問題的刑法研究尤為重要。應充分利用刑法，對專門捏造、尋找、介入他人醫患矛盾，故意擴大事態，尋釁滋事，向醫務人員、醫療機構敲詐勒索的職業“醫鬧”人員，予以嚴厲打擊。同時，還需明確向社會提供公共醫療服務的醫療機構屬于公共場所，醫療機構可以成為醫療事故罪、非法行醫罪的犯罪主體。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檢察日報2015年7月5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