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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的反腐敗斗爭自1989年以來不斷取得新成效，但離中央要求和人民群眾期待還有差距。當前的突出問題在于:一是“污染源”分布面積擴大;二是期權化，采用高薪任職、約定股權等隱蔽的間接兌現形式;三是巨額化，已出現多起上億元貪污受賄案件;四是國際化，國內犯罪、國外洗錢，內外勾連和“裸官”腐敗現象突出;五是高官化，腐敗涉及的層級前所未有，個別案件駭人聽聞，以往監督方式難以為繼;六是最為可怕的潛規則化，腐敗成了少數既得利益者的生活方式，奢侈糜爛和鮮廉寡恥的案例隨處可見。

　　筆者認為，當前腐敗態勢與轉型期的背景緊密相連。權力從失范走向有序，唯有法治才能解決腐敗問題。法治建設將使中國政治生活的規則發生深刻的變化，將改變權力運行的失序狀態。習近平提出的法治思維是新時期指導我們工作的核心理論，這是全黨集體智慧的成果。我們必須按照法治的思維和內在要求科學配置權力，確保權力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運行，得到有效監督制約。

　　一要以法治思維科學配置權力。法治的價值在于治權，一切權力按照決策、執行、監督的機制構造，乃是法治的基本原理。防治腐敗既要管好權力的運行，更要從源頭管好權力的配置。執政黨確定大政方針，國家機構貫徹實施，人民群眾監督實效，同樣是決策、執行、監督的關系。國家機構要以科學配置權力為主線，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推進大部制改革。一切黨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內部也應按照法治思維形成分權制約機制，加強對權力的程序制約，形成權力結構配置標準，有效防控權力行使方面存在的廉政風險。加強對主要領導的權力制約，制定合理限權、規范用權的具體措施，貫徹落實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制度。涉及行政審批、行政處罰、司法、政府投資項目、公共資源交易、財政專項資金管理等領域的單位和部門，要重點加強分權制約機制建設。

　　二要以法治機制監控權力運行。法治的關鍵在于依法執政，依法執政的重點則是規范、依法用權。深入推進依法行政是建設法治政府的中心環節，也是反腐倡廉建設的關鍵。權力的行使過程必須法治化，健全黨政議事規則，細化決策事項的內容、標準和程序，促進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建立決策、執行、反饋的完整流程，編制職權目錄和權力運行流程圖，逐項列出權力行使的依據、界限、程序和責任，規范審批權和現場即決權的行使，確保過程公開透明，有效監控。引進網絡問政，堅持依法問責，通過必要事項全面公開，為全方位監督創造條件。

　　三要以法治文化創建誠信環境。誠信是構建法治國家的精神基石，公務誠信的起點在于對法律的規范忠誠，以堅定的法律信念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規范自覺作為行為準則。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樹立法的信仰，依賴于法的定型化和法的穩定性，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對法的形式合理性的認同。如果放棄了對法的形式的合理性認同，判斷便失去準據，信仰也就無所依歸。法治觀念應當建立在個人內心自覺認同的基礎之上，不腐敗不只是迫于對懲治腐敗的恐懼，而且是出于內在的責任感，出于對個人人格的自我尊重和自我完善。必須通過法治文化建設培養法律信仰，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把他律變成自律，把外在的強制變成內在的自覺。

　　四要以法治方式懲防職務犯罪。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營造“零容忍”聲勢，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嚴密刑事法網，昭示反腐敗堅定意志，使一切腐敗嘗試成為“高風險的作業”。依法運用科技偵查手段，提高對隱蔽性智能型腐敗的查辦水平，建立起犯罪與刑罰的必然聯系，破除違法違紀的僥幸心理。堅持依法反腐，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理案件，依法保障人權，杜絕刑訊逼供、違法取證和其他破壞法紀的行為。要在強化紀檢監察機關反腐敗的組織協調作用的同時，從法律上、制度上理順紀檢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工作關系，明確各職能主體的職責，增強懲治腐敗的威懾效能。抓住易發腐敗案件的重點領域與關鍵環節，通過辦案研究發案規律，通過個案研究類案特點，注重案后歸納總結，從中挖掘腐敗案件多發易發的體制原因和機制漏洞，及時提出具有全局意義的防范對策。

　　五要推進民主，筑牢法治的政治基礎。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無解。沒有民主不會有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先秦法治與現代法治的本質區別，就是在于欠缺民主。社會主義法治就是法制加民主，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才是執政合法性的基礎。要通過共產黨的民主執政來維護政治合法性，不斷提高中國共產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能否堅持民主執政，是衡量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試金石，也是跳出黃炎培所說的“歷史周期律”的要訣。

　　(作者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業務專家、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