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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上市公司重整計劃存在的法律問題及解決對策

青島大學法學院　丁燕副教授

　　重整制度是在克服破產清算制度以及破產和解制度不足的基礎上應運而生的積極拯救程序。隨著破產立法宗旨、規制理念的轉變，我國《企業破產法》首次正式引入重整制度，以破產預防和企業拯救為目標，側重于對債權人、債務人、股東、職工等諸多利益的平衡協調。重整計劃原本是旨在促進公司再建更生，維持債務人之營業事業，解決債務清償問題的綜合性合同，但在我國現階段，一些上市公司的重整計劃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契約關系，超越了程序性法律文書的價值，是經濟轉型國家的一種被扭曲和異化的動態博弈產物。上市公司重整計劃在重整程序中居于核心地位，涉關重整的成敗。從實體和程序價值角度分析，上市公司重整計劃對于各利害關系人，對于主導重整程序的司法主體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導和目標意義。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所涉利益主體眾多，社會影響巨大，經濟法的平衡協調、社會本位和公私融合理念與上市公司重整計劃的程序構造和制度設計有著天然的契合性。

　　從立法和司法實務層面分析，上市公司重整計劃的制定人、制定期限、重整計劃的內容、分組表決、批準、執行和監督各個環節都存在如下問題：

　　第一，在上市公司重整計劃的制定人方面，《企業破產法》在制定權歸屬方面采取了管理人或債務人的選擇模式。但在我國上市公司實務中，重整計劃基本由管理人制定，而管理人基本由清算組組成，因此，我國上市公司重整計劃的制定權歸屬模式不僅實質單一化，而且存在地方政府行政權力干預過度的弊端，實質上已經扭曲了我國破產重整法律對于重整計劃制定人的制度安排。在制定期限方面，約50%的上市公司制定重整計劃所花費的時間少于或等于法定期限的一半時間，申請期限延長的上市公司數量也不多，這與進入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急于保殼、時間緊迫密切相關。但在此問題上，仍存在對申請延長的理由、延長的次數和具體期限未予明確的立法疏漏。

　　第二，上市公司重整計劃的內容是計劃的核心，主要包括債權調整和受償方案、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和經營方案。在債權調整和受償方案中，普通債權人的債權清償率過低，普遍在10%—30%之間，權益削減幅度大。在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中，調整比例過于隨意化，調整方式單一，缺乏靈活性，權益削減幅度遠低于普通債權人，一定程度上有違絕對優先原則。重整計劃中的經營方案過于簡單和原則化，無法使利害關系人對經營方案進行實質表決，同時也架空了法院的審查批準職權。

　　第三，在上市公司重整計劃表決方面，對于一些特殊債權人表決權的行使，現行企業破產立法或者規定不清或者沒有規定，導致特殊債權人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在實務中，我國上市公司重整計劃表決前的信息披露程度低，利害關系人的權益被損害，究其根由在于我國有關表決前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表決前的分組事關實體權利，如何避免分組被人為操縱呢?網絡表決方式在我國出資人組表決時已經采用，有利有弊，其未來發展趨勢如何呢?債權人組的表決規則采雙重標準，但《企業破產法》卻未明確出資人組的表決規則。

　　第四，在上市公司重整計劃批準方面，法院對重整計劃的正常批準流于形式、未遵循最大利益原則和可行性原則。法院對重整計劃的強制批準，除了流于形式、未遵循最大利益原則和可行性原則外，還存在未遵循最低限度接受原則和填滿原則等問題，深層次原因在于立法本身規定的缺陷以及法院的地方保護主義傾向。

　　第五，在上市公司重整計劃的執行期限方面，《企業破產法》未作出明確要求，實務中，我國上市公司重整計劃對執行期限的規定差異較大。一些上市公司申請延長執行期限，但我國立法卻未明確規定法院裁定延長的理由、延長次數等具體內容。在重整計劃的執行監督方面，《企業破產法》規定由管理人負責監督，但此立法模式既不利于強調法院、債權人會議對執行的有效監督，也無法產生我國臺灣地區采取的專業重整監督人模式的積極效果，故應考慮對制度進行適當改進。此外，從上市公司主要財務指標分析重整計劃實際執行效果，也凸顯出很多問題，如存在違規的債務重整收益確認行為、資產重組和債務重組分兩步走、上市公司重整并未以“再生型”重整為主，上市公司的殼資源價值扭曲，退市機制不健全等。

　　針對實務中存在的上述問題，本課題通過實證研究，并比較國內外理論研究、立法現狀和司法裁判，提出如下完善我國上市公司重整計劃法律制度的對策建議：

　　第一，引導、推廣重整公司采取債務人自行管理模式；嚴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選任管理人，同時加強管理人隊伍建設；在國有控股公司重整，國資委擔任大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時，應推動由管理人管理模式轉化為債務人自行管理模式；民營企業重整時，應限制地方政府的不當干預，一般以中介機構為管理人；應吸收相關的利害關系人參加重整計劃的制定等。將提出重整計劃的時間提前，鼓勵引進和推廣預重整制度；出臺司法解釋，統一裁判標準；修改立法中有關未按期提出重整計劃草案的法律后果等規定。

　　第二，提高普通債權清償率，確定清償率時應遵循最大利益原則、絕對優先原則;拓展多渠道多途徑的融資方式，使償債和恢復經營所需資金籌集方式靈活多樣。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在調整出資人權益時可以直接對質押、凍結的股權進行劃轉和登記，法院和登記機關應當予以配合;股權拍賣時勿違反要約收購的規定；對大股東、中小股東之間、未進行股改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應區分股份類型規定不同讓渡比例；對于債權人和股東之間的利益調整應遵循絕對優先原則。規范和細化債務人經營方案；完善定向增發籌集資金的方式；積極探索其他多種融資方式，如共益債權式融資方式、資產處置方式、發行新股或債券、新設公司、租賃經營或承包等。

　　第三，法院應對債權收購人的表決權進行嚴格審查，為防止惡意操縱表決，法院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取消債權收購人的表決權。大規模侵權債權人的表決權可以通過設立信托基金的方式行使。只要出資人的權益被削弱，就應擁有表決權。必須重視重整計劃表決前的信息披露，應從信息披露的主體、方式、內容、程度和法律責任等方面完善我國信息披露制度。我國債權人分組時需借鑒美國法的規定，防止人為操縱；當股東之間利益不同時，應當對其進行內部的細化分組。出資人組表決時采用網絡投票表決方式有利于保護中小股東利益，應積極倡導，并完善相關法律，使其規范化和法治化。我國企業破產立法應明確出資人組的表決規則，做好與公司法相關規定之間的銜接。

　　第四，建議企業破產法修訂時應明確法院正常批準重整計劃的一般審查標準，尤其強調法院審查時應遵循最大利益原則和可行性原則。法院強制批準重整計劃時應確立和遵循最低限度接受原則、公平和公正待遇原則、絕對優先原則、無不公平的差別待遇原則；完善二次表決制度、設置聽證制度、建立異議救濟機制；改變法院地方保護主義傾向、設立破產專業法庭，推廣預重整制度、壓縮法院強制批準適用的空間。

　　第五，建議將現行立法修改為以債務人執行為原則，管理人執行為例外。補充規定法院裁定延長執行期限時所應遵循的一般原則、延長的具體時間和延長的次數上限等內容。應加強對上市公司確認債務重組收益的監管工作；應采取債務重組和資產重組“一步走”方式；倡導和推廣“再生型重整”模式，使殼資源價值回歸正常，實現上市公司的有序退市。在重整計劃執行的監督方面，建議我國立法應效仿臺灣地區的做法，設置專業重整監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