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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國刑法學術年會于10月19日至21日在天津市召開，全國刑事法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三百余名代表參加了此次盛會，就“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協調發展”和“當代中國腐敗犯罪的防制對策研究”兩大主題進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討。前一議題是在去年刑法年會研討“刑法與憲法協調發展”的基礎上繼續研究刑法與其他部門法銜接、協調這一重大刑事法司法和立法問題而確定的；后一議題則是刑事法界積極和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會議精神的具體舉措。兩者都涉及到我國社會主義刑事法治的進步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協調發展

　　刑法與其他部門法相比有其特殊性，與相關部門法如何界分以及銜接、協調一直是刑事法理論和實踐探討的熱點問題。

　　關于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界分問題，有論者基于法理學關于法律部門劃分的一般標準，認為對于刑法與相關部門法之間的區分應當確立實質標準和形式標準，劃分的實質標準是其法律調整對象，劃分的形式標準是其法律調整方法。界分并不抹煞相互的銜接、協調問題。有論者指出，目前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銜接存在刑法的前提性規范欠缺、法律制裁的銜接不合理、刑法的入罪根基不牢固三個缺陷；還有論者則認為，刑法在部門法協調上存在過于強調國家本位、忽視規制手段的綜合性以及立法過度與立法不足并存三個問題。對這些缺陷和問題，有論者從刑法的謙抑性、經濟性和動態開放性出發，認為未來的刑法改革應當調整經濟犯罪的構成、建構復合性刑事責任體系以及明確部門法界限，實現法律規范獨立性和互動性的統一。

　　關于刑法與刑事訴訟法、行政法等公法的銜接、協調問題，多位論者發表了見解。有論者認為，刑法中的社會危害性對社會危險性判斷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基于尚未確定的特定犯罪的推定、基于已經認定的已然不法的推定兩方面，但這些推定不利于保障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出于對刑事訴訟立法嚴肅性以及當前減少審前羈押的雙重考量，應當在立法層面上廢棄社會危險性概念。關于刑法與行政法的關系，有論者認為我國法律中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立法規定沒有確定的刑法指向，使得相關法律法規中的責任條款與刑法典之間不協調、不銜接。對此，有論者認為，在規范內容上，行政法規范和行政行為均可以成為認定犯罪的前提，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可以相互轉化。還有論者從行政刑法的角度提出了“實用主義的行政刑法”的概念，主張通過制定與刑法相銜接的“行政性刑事違法行為”的具體操作標準來實現行政處罰的司法化以及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有效銜接。

　　關于刑法與民法(私法)的銜接、協調問題，論者們提出了兩種不同的觀念。第一種是主張明確區分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例如，有論者從宏觀層面入手，對刑法與民法的性質歸屬作出分析，認為刑法針對的是危害社會的行為，民法針對的是個體之間的損害行為，兩者性質不同，對于民事違法行為同時危害了社會的情況，首選的公法調整是行政法而不是刑法，從而否定“刑法民法化”這一提法。第二種則是主張將民事與刑事責任相融合，如有論者認為，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之間的聯系日趨緊密，在刑事司法理念和刑事立法上都有所體現；完善我國的非刑罰性處置措施、社區矯正、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是刑民責任關系新發展的必然要求。

　　腐敗犯罪的防制對策研究

　　與會代表對當代中國腐敗犯罪的成因和預防、刑事政策、罪刑規范的司法適用、立法規定的完善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討。

　　關于當代中國腐敗犯罪的成因，有論者認為，主要有權力運行機制的不完善、法律體系不完善、監督機制不健全、公職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等原因；而也有論者則認為民主監督不力是我國腐敗犯罪嚴重化的根本原因。根據這些原因，與會代表進一步討論了預防的對策。

　　懲治與預防腐敗犯罪的刑事政策是本屆年會研討的重要問題之一。其中，關于對腐敗犯罪實行“零容忍”政策的問題引發了較為激烈的爭論。部分學者們指出，職務犯罪現象猖獗、查處力度非常有限與法律的寬容態度有關。“零容忍”是反腐敗犯罪的基本思路，應正確領會“老虎蒼蠅一起打”策略，對“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進行適當的政策性限縮解釋。但有論者則認為，中國尚未形成“零容忍”的社會氛圍，現有司法資源無法支持“零容忍”，中國特色的多元規制體系可以應對輕微腐敗，“零容忍”在我國缺乏現實可能性。折中觀點則認為，對腐敗犯罪“零容忍”的高壓態勢是一個良好的態度而非理性的認識，可以持“有限容忍”的刑事政策，容忍對嚴重的腐敗犯罪不適用死刑、對輕微的腐敗行為不適用刑罰處罰措施。

　　與會代表還討論了對腐敗瀆職犯罪定罪量刑的新型司法疑難問題。第一，關于貪污罪，討論的重點問題是貪污罪的數額問題。有論者指出，貪污罪的數額界定只能包括數額而不能包括數量，在共犯責任的認定中，定罪時參考總則的相關規定，量刑時考慮已分贓數額、擬分贓數額或其他情節。第二，關于受賄犯罪，有論者認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在實施共犯行為之前，在具有能夠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場合，可以例外地成立受賄罪的共同正犯；還有論者認為，被動型瀆職受賄罪是復行為犯，對于行為人既成立瀆職犯罪，又成立受賄罪的情況下，應當是想象競合形態，要堅持從一從重處罰的原則。第三，關于徇私枉法罪，有論者認為，“徇私枉法”、“殉情枉法”可以解釋為該罪的“犯罪目的”，同時，無身份者參與徇私枉法行為，不以共同犯罪承擔刑事責任對于內外勾結型的案件，無論司法人員的表現方式如何，都應當視為起主要作用。

　　關于當代中國防制腐敗犯罪的立法問題，與會代表對防制腐敗犯罪之刑事立法存在的問題、具體腐敗犯罪之刑罰種類的完善、性賄賂的入罪化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有論者主張，我國在賄賂犯罪上應當采用對稱性的刑事政策，改變當前重受賄輕行賄的現實，實行同罪同罰。有論者認為，我國當前貪污賄賂犯罪所采用的二元制罪名體系已經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需要擯棄主體身份和財產性質的差異，僅以犯罪行為本身作為定罪處罰的依據，將二元制罪名體系修改為一元制罪名體系。還有論者建議將“公務論”作為認定犯罪主體本質特征的指導理論，并將其表述方式由“國家工作人員”修改為“公職人員”。對于腐敗犯罪的刑罰制度完善，有論者認為，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參照，我國應當建構以“犯罪情節”為中心的刑罰配置模式，擴大財產刑的適用，并增設罰金刑，擴大資格刑的適用，逐步廢止死刑。

　　年會上，與會代表對上述兩大議題進行了深入地研討與分析，在刑法與相關部門法的界分與銜接基礎、反腐敗犯罪的成因與防治對策、腐敗犯罪的刑法立法完善等方面形成了諸多共識，在刑事法理論和實務界引起了良好的反響，勢必對促進我國刑事法理論的繁榮發展，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刑事法治社會的進步發揮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