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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至27日，由中國憲法學研究會、西南政法大學共同主辦的中國憲法學研究會2013年年會在重慶召開。與會人員圍繞“法治國家建設與憲法實施”的會議主題進行研討。

　　“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涵

　　“法治國家”作為與憲法秩序有著密切聯系的法律概念，經過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以自由、平等與正義的實現為基本內容的法治國家理念可追溯到古羅馬時代。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法治國家”一詞先由學術界提出，然后轉化為政治命題，寫入黨的十五大報告，并通過1999年的修憲成為具有效力的憲法規范。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認為，從規范價值體系來說，憲法文本中的“法治國家”是政治共同體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生活的原則、規則與未來指向性的價值體系。法治國家的實質要素包括人的尊嚴、自由和平等。法治國家的形式要素包括法律至上、人權保障與權力制約。法治國家出發點和目標是個人權利與自由的保障，整個憲法體系也要遵循人權保障的基本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莫紀宏認為，“法治國家”崇尚的是一種“法治”精神，即“憲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髓。從法理上來看，“法治國家”主要還是從國家的統治和治理職能角度出發的，它的基本要求是國家各項工作的法治化。但現代社會是一個國家、政府與社會三位一體發展的高度集約化的社會，因此，“法治國家”的存在必須要以“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為基礎，國家、國家機關與社會公眾必須組成一個崇尚法治精神的人文環境，法治才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主導價值形態。

　　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王勇提出，法治國家內涵豐富，它既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行為模式。國家通過法律治理社會，應達到一種理想化的狀態，理想化的社會治理狀態所匹配的國家狀態，我們可以稱之為法治國家。同時，為了達到一定的理想治理狀態，需要理想化的治理路徑，這種治理路徑體現在國家公權力的行為模式上，即如果國家的公權力部門的行為模式符合法律的要求，可稱之為法治國家。

　　深圳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葉海波表示，“法治國家”的表述體現了法治的精神和價值內涵。它表明法治的實施不僅要使法律成為治理社會的首要機制，更要以法治的根本精神和價值約束立法。法治的建設除了要求視法律為至尊外，還要求以法律限制權力，以實現保護公民權利和自由的目標。

　　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震認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范內涵，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三個概念分別還原到現行憲法文本中規范分析的基礎上，尚需照應幾個因素:(1)中國的特有國情。(2)我國特定的發展階段，即現有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3)我國的政治體制及政治生態。(4)我國的傳統歷史文化。法治國家的建設，“社會主義”是目標前提和方向指引，但不能將“社會主義”泛化為意識形態，即便談到意識形態，階級性也非唯一內容及標準。法治思維與憲法實施

　　憲法實施對于保持憲法的生命力至關重要。與會者大多認為，目前憲法實施的關鍵落點還是在以權利保障為核心的憲法權利與權力定位上。

　　河南工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譚波認為，當前我國憲法實施中的法治思維定位有四個面向:一是“個體”思維。在我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下，個體往往容易被忽視，成為集體中一分子。對于公民基于消極地位的自由，首先應該突出的是一種“個體”思維。二是程序思維。目前，我國憲法實施方面存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缺乏程序機制，而與之相對的就是憲法的結構中缺失相應的程序思維。三是公法思維。國家或政府除了有不干涉公民自由的義務外，還有主動保護公民自由的義務，特別是側重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權利。四是“唯法”思維。不管是消極(地位)自由，還是主動(地位)自由，抑或積極(地位)自由，都離不開法治的庇佑。

　　寧夏黨校法學部副主任、教授周曉軍論述了用法治思維保障憲法實施的基本路徑，主要包括:提高對憲法實施和依憲治國重要性的認識，樹立憲法精神，弘揚憲法文化;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原則，使黨的一切活動都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進行;健全憲法監督機制，堅決糾正違憲違法行為;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增強全體公民的憲法意識和法治觀念;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治國理政的高度自覺，大力弘揚尊重憲法和法律的法治理念，切實維護憲法和法律的尊嚴，等等。

　　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鄭賢君認為，憲法實施在價值位階與文本規范地位上俱高于憲法解釋，但長期以來，我國學界遵循憲法解釋等同于憲法爭議裁決的思維慣性，在將法官作為憲法解釋唯一主體的同時，將其他國家機關排除在憲法解釋主體的大門之外，其結果導致忽視民眾與其他國家機關的參與。這既是對憲法文件屬性的不當理解，也影響并阻礙了我國憲法實施理論的拓展，局限了其他國家機關運行憲法賦予的實施憲法的權力空間。憲法解釋是對憲法規范含義確定與查明的前提下，明確憲法解釋不等同于憲法爭議裁決;作為規范含義查明的憲法解釋是有權實施憲法的各國家機關共同分享的權力，在此意義上憲法解釋等同于憲法實施。

　　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戴激濤提出，當前，憲法實施需要充分考慮國家與社會的協商情勢。協商民主秉持人民作為憲法最終實施者的理念，認為憲法實施就是人民通過憲法創設的協商機制來自我表達，實現對法律和公共決策合法性大眾控制的過程。構建中國特色的憲法實施機制需要從憲法文本出發，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的協商機制，推進政治協商制度中協商民主的規范化與制度化。

　　憲法權威與憲法共識

　　對于什么是憲法實施，不同社會群體的視角具有很大的差異。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范毅分析認為，不同群體視角即不同群體意識中的憲法實施具有很大差異，說明憲法實施缺乏社會共識。憲法實施之所以缺乏共識，一是憲法沒有權威，二是憲法沒有充分發揮其效力，三是憲法統治未能隨社會發展及時轉換為憲法治理。要使憲法實施從群體意識上升為社會共識，既需要憲法治理的“推動”作用，更需要憲法共識的“引領”作用。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劉茂林認為，憲法權威是指促使憲法主體遵守憲法規則從而形成憲法秩序的力量與功能。憲法權威表現為憲法價值的普遍信仰、憲法規則的完備和諧、憲法主體的有序遵守和憲法秩序的良性運作四個方面。維護憲法權威必須重視憲法解釋、適應社會之變化適時適當修改憲法、完善憲法監督和培養憲法意識，樹立憲法信仰。

　　成都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邱曉霞認為，憲法共識指一個國家的人們對于憲法的態度、信仰和價值觀，也包括憲法的知識和信息。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要深化改革，推進依法治國，首先必須形成憲法共識，樹立憲法權威。憲法共識是樹立憲法權威的思想基礎，憲法權威是形成憲法共識的關鍵。在憲法共識的基礎上，形成維護、尊重社會共同價值觀的文化，也就是形成一種共同的信仰。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王廣輝認為，對憲法權威的共識就是對“憲法至上”、“憲法至尊”、“憲法至本”的承認與認同。核心憲法價值的甄選與確定是形成憲法價值共識的基礎。堅持客觀、中立的立場審視憲法制度是促進共識形成的基本態度?；谖覈Z境，促進憲法權威的實在化，推進憲法意識的主流化，實現政治問題的憲法化，是憲法共識形成的關鍵點。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程邁提出，獲得對憲法實施的共識，關鍵在于對國家權力配置機制達成共識，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共識應當是改革的結果而非改革的起點。